。王以下官议殷浩谥不宜暴扬桓温之恶。感其提拔之恩，怀其入恐遇。托以废黜昏，建立圣明，自谓此事足以明其忠贞之节。明公试复以一事观之，若温忠为社稷，诚存本朝，何不奉还万机，退守屏藩？方提勒公王，匡总朝廷，又逼胁袁宏，使作九锡。备物光赫，其文具存。朝廷畏怖，莫不景从。惟谢安、王坦之以死守之。故得稽留耳。今主上亲览万机，明公光赞百揆，复不于今大明国典，作制百代。不审复欲待谁？愿明公远览殷周，近察汉魏。虑其所以危，求其所以安。如此而已。』」嘉锡案：谢石薨于太元十三年十二月。弘之谥议，当上于十四年。至其为殷浩请谥，不知何时。本传言其为王及谢氏所怨，出为余杭令。故通鉴一百七叙于十六年九月，以王为左仆射、谢琰为右仆射之时。盖是也。越一年，而桓玄出守义兴，其或者庙堂之上，颇为弘之说所动欤？余尝推勘纪传，察玄之出处，则孝武太元之闲，政府用人之得失，亦有可言者。自宁康元年，录尚书大司马桓温薨，其二年，仅命仆射谢安总关中书事。尚书无录公者凡三年。太元元年，始进安中书监、录尚书事。八年，命琅邪王道子录尚书六条事，以谢石为尚书令。然政柄犹在于安。至十年八月，安薨，道子加领扬州刺史、录尚书。自是始专政，而谢石为尚书令如故。十三年十二月，石卒。十四年九月，以左仆射陆纳为令。桓玄至是二十二岁矣，尚未出仕。盖十五年九月以吴郡太守王为尚书仆射（传作右仆射），领吏部。谢安夙疑之而不用。安死，而政府犹沿其雅意也。十六年始拜太子洗马。其为所援引，较然甚明。观范弘之传，言之护持桓氏，及本传，言卒后，玄与道子书，悼叹之深，（此书见御览二百十一引晋中兴书及三百八十引谢安别传）可见二人互相交结。则玄之出仕，必所引用，其故可知也。及十七年出玄补外，仍握选政而不能救，是必出于谢琰之意，而道子从之。迫于录公，故不能抗耳。玄自义兴还后，上疏自辩曰：「自顷权门日盛，丑政实繁。咸称述时旨，互相扇附。以臣之兄弟，皆晋之罪人；臣等复何理苟存圣世？」（玄传）玄此时羽毛未丰，忧危方盛，必不敢指斥相王。当代大臣，家世足当权门之目者，非谢氏而谁？称述时旨者，言石、琰等祖述安之意旨也。则玄之不得志，始终为安兄弟父子所扼，又可知矣。琰虽恶范弘之，而于其暴扬桓温之恶，未必不采纳其言。道子于众中辱玄，言桓温晚来欲作贼，殆亦有弘之所上之书存于胸中，故乘酒兴，不觉倾吐而出也。然春秋传不云乎，当其时，不能治也。后之人何罪？东晋君臣，畏桓氏之强，于温之死，方宠以殊礼，称为伊、霍。道子身为辅相，朝野具瞻，既不能用弘之之言，大明国典；复不能慎其剐Γ知玄之雄豪可疑，而无术以制之，加以挫辱，使之愧耻，无以自容。徒一旦得志，肆其愤毒。遂致父子俱死人手，为天下笑，非不幸也。
晋书桓玄传云：「玄常负其才地，以雄豪自处。朝廷疑而未用。年二十三，始拜太子洗马。时议谓温有不臣之迹，故折玄兄弟而为素官。太元末，出为义兴太守，郁郁不得志。尝登高望震泽叹曰：『父为九州岛伯，儿为五湖长。』弃官归国。」嘉锡案：玄死于元兴三年，年三十六（见本传）。其二十三时，乃晋孝武太元十六年也。建康实录九云：「太元十七年九月，除南郡公桓玄义兴太守。」太元凡二十一年，则十七年不得谓之末。晋书误也。玄其时年二十四，其自义兴还，不知何时。魏书岛夷桓玄传云：「玄出为义兴太守，不得志，少时去职。」考释宝唱比丘尼传一云：「荆州刺史王忱死，烈宗意欲以王恭代之。时桓玄在江陵，知殷仲堪弱才，乃遣使凭妙音尼为堪图州。」检孝武纪，太元十七年十月，王忱卒。十一月以殷仲堪为荆州刺史。玄以九月出为太守，旋去职，还都，见道子。而十月已在江陵，则其到义兴任，不过十许日耳。玄擅自去官，而道子不问，亦不复用，又从而挫辱之，宜玄之益不自安，切齿于道子矣（见道子传）。通鉴一百八以为玄先诣道子，后出补义兴太守，亦误也。嘉锡又案：御览三百八十七引续晋阳秋曰：「桓玄尝诣会稽王道子。道子已醉，对玄张眼属四坐云：『桓温作贼！』玄见此辞势难测，伏席流汗。长史谢重敛板正色曰：『故大司马公废昏立明，功全社稷。风尘之论，宜绝圣听。』」孝标以其与世说无大异，故但存其论说。然其言仍可供参考，爰复录之于此。
宣武移镇南州，〔一〕制街衢平直。人谓王东亭曰：王司徒传曰：「王字符琳，丞相导之孙，领军洽之子也。少以清秀称。大司马桓温辟为主簿，从讨袁真，封交趾望海县东亭侯，累迁尚书左仆射、领选、进尚书令。」「丞相初营建康，无所因承，而制置纡曲，方此为劣。」晋阳秋曰：「苏峻既诛，大事克平之后，都邑残荒。温峤议徙都豫章，以即丰全。朝士及三吴豪杰，谓可迁都会稽，王导独谓『不宜迁都。建业，往之秣陵，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，又孙仲谋、刘玄德俱谓是王者之宅。今虽凋残，宜修劳来旋定之道，镇静群情。且百堵皆作，何患不克复乎！』终至康宁，导之策也。」东亭曰：「此丞相乃所以为巧。江左地促，不如中国；若使阡陌条畅，则一览而尽。故纡余委曲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