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种而论，除宋俘记已残，我们不得知其全貌外，其它六种，皆各为一卷。这一卷，充其量不过相当于正史的一篇而已。其次是时间跨度小。稗史大多只记一时一事，所包时限，多则数年，少则数月，一事结束，即告终篇。这比起隔朝跨代的史书来，亦不过是其九牛之一毛耳。
除小之外，稗史和正史、野史的最重要、最突出的区别，还在于书中所记，大抵都是作者自己亲身经历或眼见确闻之事。因此，稗史提供的内容，大都具有第一手材料的性质，具有较高的价值。例如李纲靖康传信录，由于他当时是汴京保卫战的主要人物，故其所记，当然最为可靠。那么，稗史和具有史料价值的笔记是否一回事呢？回答是否定的，即二者不能划等号。因为正如上面所说，稗史大抵只记一时一事，且叙事皆循史法，时经事纬，本末清楚，首尾完具，已具史书的基本特点。而笔记则不同，笔记内容庞杂，遗闻佚事居多。偶有记事，亦多凭记忆，记其片断，首尾不一定完整。这类笔记，写法较为随便，显然只有史料价值，还不具备史书的基本特点，尚不能入稗史之林。
稗史起于何时，笔者想另作探讨。但是，两宋之交确是涌现了大量的稗史则是勿庸置疑的，不要说三朝北盟会编所涉已有上百种，只看这小小的靖康稗史，表面是七种，外加南征录汇的九种和呻吟语所引之燕人麈，亦涉十七种之多，足证当时这类稗史的数量确实可观。我以为，正是这专记一时一事的稗史的大规模出现，才为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南宋创立创造了条件。换言之，正是因为两宋之际大量稗史的出现，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南宋创立才有了可能性和必然性。我以为，这在史学史上是应该予以足够重视的。
[七]笺证凡例及其它
(一)这次笺证，以南京图书馆藏丁丙八千卷楼钞本为底本，其中除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校以三朝北盟会编、大金国志、陈乐素校补本；青宫译语略参傅乐焕青宫译语笺证(见辽史丛考)外，其余皆校以己卯丛编本。凡重要校改，皆在有关笺证中予以说明。
(二)本笺证主要引正史及时人或后人有关著作，以与本书之记载相印证。引书皆录原文，如有删节，必用删节号标出。凡引书皆先列书名，次列卷数；除较为罕见的书外，一般引书时不列作者之名。
(三)这次笺证，主要引用下列诸书：
辽史 [元]脱脱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
金史 同上
宋史 同上
元史 [明]宋濂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
新五代史 [宋]欧阳修撰、徐无党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
旧五代史 [宋]薛居正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
新唐书 [宋]宋祁、欧阳修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
旧唐书 [后晋]刘d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
辽史拾遗 [清]厉鹗撰 振绮堂刊本
辽史索隐 陈汉章撰 史籍丛刊本
金史详校 [清]施国祁撰 会稽章氏刊本
契丹国志 [宋]叶隆礼撰 扫叶山房本
大金国志 [宋]宇文懋昭撰 扫叶山房本
靖康要录 [宋]汪藻撰 十万卷楼丛书本
靖康纪闻 [宋]丁特起撰 学海类编本
靖康传信录 [宋]李纲撰 四部备要本
松漠纪闻 [宋]洪皓撰 丛书集成本
云麓漫钞 [宋]赵彦卫撰 涉闻梓旧本
安禄山事迹 [唐]姚汝能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
归潜志 [金]刘祁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
大金吊伐录 佚名编 神州国光社内乱外祸丛书本
三朝北盟会编 [宋]徐梦莘编 清武英殿本
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[宋]李心传撰 国学基本丛书本
宋会要辑稿 中华书局影印本
宋大诏令集 中华书局排印本
读史方舆纪要 [明]顾祖禹撰 国学基本丛书本
舆地广记 [宋]欧阳吝撰 国学基本丛书本
嘉庆重修一统志 四部丛刊影印本
日下旧闻考 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
东三省舆地图说 [清]曹廷杰撰 辽海丛书本
熙宁使契丹图钞 [宋]沈括撰 贾敬彦疏证 油印本
三朝北盟会编考 陈乐素撰 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册
(四)本笺证在前言中一一介绍各稗史的作者，正文中一般不再涉及。
(五)朝鲜国王遗德之跋，向冠于书前，称为后序(耐庵为原序或前序)，今仍其旧。但前言中则仍称其为跋。
笔者在南京校书期间，多承南京大学历史系蔡少卿先生为联系住宿；同时，本书校勘，又多承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惠予方便；著名书法家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了书签，赵仲兰同志详细审读了本稿，多所指正，在此并致谢忱。
崔文印
一九八五年七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