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认为他的徒弟们也都是圣人。
每月之月初及月圆，当地官员与秀才们都到孔庙行礼，叩叩头，燃蜡烛，在祭坛前面的大香炉中焚香。在孔子诞辰，及一年的某些季节，则以极隆重的礼节，向他献死动物及其他食物，为感谢他在书中传下来的崇高学说，使这些人能得到功名和官职；他们并不念什么祈祷文，也不向孔子求什么，就像祭祖时一样。（《利玛窦全集》卷一，第页）
在中国社会里研究文史的风气很盛，很少对文史不发生兴趣的。这在第一卷日记里我们已经提过了。同时，在中国的宗教派别，及宗教教义都是以文字而广传，而非以口语传道的方式。中国人讨厌群集结夥，因新闻也是以文字而广传的。但是这并没有妨害到传教的工作，因为为读书的人在休闲中所看到的书本的说服的力量，比从讲道台上所传来的说服力量更大，尤其讲道者对当地语言尚未精通的时候。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神父们在主日及庆节没有在讲道台上讲道理。我所指的对象是那些会看书的教外人，这些人为书本所吸引，并把看书的心得在私下谈话中宣扬出来。因了这以文会友的习惯，某人有时在家中读到有关基督教义的文字，就会把它记下，有机会时，再同朋友讨论。因此我们的神父们想以文字传教，也是他们学习以中文写文章的动机。学习写文章是一项长久而艰苦的工作。但是感谢天主，他们为写作所下的工夫及克服的困难并没有白费。
会写文章本身就是一项大的成就，何况，一本不普通的中文书，一定能在全国十五行省畅销。此外，中文书籍也会受到日本，朝鲜、交趾支那的民众说欢迎，因为这些国家的文人都懂得中文。虽然他们的方言，彼此区别很大，这些人却都能念中文书籍，因为每个中国字，只代表一个意义。果真如此，我们所写的书，其影响将是整个中国文化圈，而不仅是中国人了。
与儒家在中国无可动摇的地位相应，“中国社会里研究文史的风气很盛”，这就迫使力图接近儒者圈的利氏，在不放弃“主日及庆节在讲道台上讲道理”的前提下，特别重视文字书籍对于传道的作用。（《利玛窦全集》卷二，第页）
他先由算术开始。算术为欧洲人比中国人比较简单也比较规律。中国人用算盘来处理数字。算盘上有小圆珠，沿着铁丝上下转动的位置，来代表数字。这种方法，虽然正确，容易错误，在科学的应用上显然不够。后来他开始研究克拉维的地球仪，及欧几里德第一部几何。他也学习画不同的日晷仪，注明不同的时辰，并学习用几何仪尺测量物体的高度。我们刚才说过瞿太素是个文人并会写文章。他把所学的学问，用优美的文字写成注解，当他把这注解呈现给朋友的时候，那些文武官员们对他及他的师傅都以羡慕的眼光刮目相看。这些学问在中国是新东西，他们结论，这决不是他一个人研究的结果。瞿氏日以继夜，从事研究，并且把自己的注解文字，以图表说明，这图表绝不次于欧洲的美术产品。他也制造了科学仪器，像地球仪、观象仪、四分仪、磁场盒、日规仪以及各种不同的装备，每件仪器都是精细的制造，而有艺术装饰的。他用的原料也因手工艺的区别而异，有木制的，有铜制的，也有银制的。经验证明，神父们对瞿氏的心血并没有白费。不久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位宦官的子弟，野心勃勃的青年，是欧洲教士们的徒弟。欧洲法律及科学一直是他们讨论及赞赏的主题。不管是在韶州或是他去的任何地方，他都会对欧洲的事物赞不绝口。（《利玛窦全集》卷一，第页）
第三个原因，是瞿太素到处宣称我对数学特别有研究，可谓天下第一。说实话，假如世界上只有中国，我确可称是位大数学家，还可称是自然哲学家，因为中国人只注重伦理道德、言谈高雅，或更好说只重写作的能力。他们所讲的多为可笑的事，所知值得惊奇的真不多，例如他们相信天是空虚的，星宿在其中运行。对空气一无所知，知五行；不知空气，而把金、木放在五行之中；他们相信地是方的，任何不同的思想或概念都不容接受。而对月蚀的成因，则以为当月之直径正对准太阳时，好像由于害怕而惊慌失措、失色，光也失去而成阴暗之状。对夜之形成，则认为是太阳落在地球旁边的山后之故；他们又说太阳只不过比酒桶底大一点而已等等，这类无稽之谈不胜枚举。他们对我推理的精细赞佩不已，对我们的数学、哲学与信仰等，无不表示景仰，以为我是一位万能博士（原文作“知识的怪物”），是欧洲绝顶聪慧之人，这不免叫我好笑，他们也太抬举我了。我做了两架日晷，一架送巡抚，另一架送建安王，还有两、三架地球仪，因此中国人都以我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。
第四个原因，是来看我带来的一些东西。主要的是三菱镜，因为它能呈现出许多颜色，因此他们称它为“宝石”，许多人每天到那些士绅家中去观赏这类三菱镜。我们带来一张美丽的油画圣母抱耶稣像。此外我们金边精装的书籍也引起他们的羡慕，认为我们的确来自文明的国家。在我们会院所看见的，为他们问别的，只问是谁装订了这些书？因看见外表这样漂亮，也不得不承认在其中一定有好东西。我还带来其它科学仪器，如地球仪、浑天仪、世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