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。”是汉儒固已非之矣。而唐《语林》云：“《月令》出於《周书》第七卷《周月》、《时训》两篇，蔡邕云‘周公作’，是《吕纪》采於《周书》，非《戴记》取於《吕纪》明矣。”则又以康成为非是。余按：《逸周书》本後人所伪撰，所言武王之事皆与经传剌谬，其非周初史官所记显然。然则《周月》、《时训》两篇或即采之《吕氏春秋》或与《吕纪》同采之於一书，均未可知；与得以《逸周书》有之遂断以为周公之书也哉！况《月令》所言多阴阳家说，所载政事虽有一二可取，然所系之月亦未见有不可移易者；盖撰书者杂采传记所载政事而分属之於十二月，是以纯杂不均，邪正互见，岂惟非周公之书，亦断非周人之制。康成之言是也。至於所推中星日躔，尤彰彰较著者。周公上距尧世止千二百馀年，而《月令》“季春昏七星中”，“季秋昏虚中”，上距《尧典》之“仲春星鸟”，“仲秋星虚”，己差一月。周公下至西汉之末千馀年，至刘宋又数百年，而《月令》“孟春之月，日在营室”，下至《三统历》，正月中日犹在室十四度，至《元嘉历》，正月中日犹在室一度，才差十馀度耳。虽测验或有疏密，然不至大相迳庭。上溯唐、虞之世何太远？下逮汉、宋之世何太近？其为战国时人所撰，毫无疑义。不知前人论者何以不考之此而遽信以为周公之书也！故今於《周公》之篇不载作《月令》之事。
△《尔雅》作於秦、汉间
世或以《尔雅》为周公所作。或云：“周公止作《释诂》一篇，馀皆非也。”余按：《释诂》等篇乃解释《经》、《传》之文义，《经》、《传》之作大半在於周公之後，周公何由预知之而预释之乎！至於他篇所记制度名物之属，往往有与《经》、《传》异者，其非周公所作尤为明著。大抵秦、汉间书多好援古圣人以为重，或明假其名，若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之属，或传之者谬相推奉，若《本草周官》之类，皆不可信。故今不载。
【附录】“公薨，成王葬于毕。”（《书序》）
△辨葬周示臣之说
《书序》云：“周公在丰，将没，欲葬成周。公薨，成王葬于毕；告周公，作《亳姑》。”《尚书大传》云：“周公老于丰。公疾，曰：‘吾死，必葬于成周，示天下臣於成王。’周公死，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毕，示天下不敢臣也。”余按：《大传》之说盖即本之《书序》，而语殊浅陋无伦理。周公为成王臣，天下谁不知者，何待葬以示之；而成王尚存，亦不得称其谥也。《史记鲁世家》与《大传》略同，盖即采《大传》之文而少更定之。惟《书序》之言较无大谬，然《序》之失《经》意者亦多，而《毫姑》之篇已亡，无由决其是非。故今删而存之；而《大传》、《世家》之文概不录。
△《史记》载成王亲迎於周公卒後之非
成王威风雷之变而亲迎周公一事，《史记》载於周公卒後。今按《尚书金篇》，在作《鸱巍丰幔伐武庚前。惟颜师古引《尚书大传》文，以此为成王将葬周公於成周时事。然则《史记》盖因《传》而误也。夫以为在周公卒後，则所谓亲迎者迎何人乎？所谓出郊者欲何为乎？《史记》不能解说，遂以郊为郊祀之郊，而谓鲁之得郊因此，是因一误而再误矣！此事幸《金》之篇犹存，故人不之信；不幸而此篇或逸，人未有不以为实然者。然则《史记》中因所采之书已亡，无所考证，而人莫由知其误者，可胜道哉！吾愿世之读《史记》者闻一知二，举一反三，勿执先入之言以致失古人之实也！
○文武周公通考
经传之文有兼言文、武者，有莫知其为文王事武王事者，亦有文、武之事与周公相属者。不可强断而分系之。今通列之於此。
允文文王，克开厥後。嗣武受之，胜殷遏刘，耆定尔功。”（《诗周颂》）
“西伯既戡黎，祖伊恐，奔告于王。”（书西伯戗黎）
△戡黎之西伯未可指定
《尚书大传》言“西伯<今戈>（戡同）耆，纣囚之牖里。”《史记周本纪》称“文王伐密须，明年败耆国；殷之祖伊惧，以告纣。”则是所谓耆者即《商书》之黎，前以戡黎为文王事也。蔡氏《书传》云：“或曰：‘西伯，武王也。’《史记》尝载纣使胶鬲观兵，胶鬲问之曰：‘西伯何为而来？’则武王亦继文王为西伯矣。”金氏《通监前编》云：“观祖伊之言曰，‘天既讫我殷命’，‘殷之即丧’，则是时殷已阽危，亡无日矣，其非文王也明矣。”《纲目前编》因之，遂系之於武王观兵之日。余按：黎近殷土，则以为武王者近是；而文王既未称王，则武王自当仍称西伯。但传记皆无明文，亦未敢决为武王之事。至《纲目前编》以此事为即《史记》之观兵於孟津，则亦未合。何者？黎在东山，孟津在南河，戡黎不必由盂津渡河也。黎近朝歌，在孟津之东北数百余里，亦不得谓至孟津而还师也。戡黎观兵，当是两事恐不容合以为一也。故今统载之於《文武篇》中，宁阙其所不知，不敢误也。
【附录】“周有八士：伯达、伯适、伯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健！
（《论语微子篇》）
△八士氏族未详
或以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