予未有室家！予羽谯谯；予尾爷遥挥枋仪糖蹋风雨所漂摇，予维音哓哓！”（《诗豳风》）
△引朱熹、蔡沈语辨《伪传》东征之说
《金》“弗辟”之“辟”，郑氏以为“退辟”（同避）；“居东”，以为“辟位而居於东”。自《伪孔传》出始训“辟”为“法”，而以诛杀之意解之，於是以“居东”为“东征”，以《鸱问》为在黜殷之後。隋、唐之际，郑学浸微，孔颖达作疏，遂弃郑而用《伪传》。唐、宋学者靡然从之。虽朱子《诗传》，初亦采其说；及後答蔡沈书，始觉其谬。而蔡氏作《书传》，乃本朱子之意以正其失，今载其说於左。
【朱子覆蔡沈书说】“弗辟之说，只从郑氏为是。向董叔重得书亦辨此，一时信笔答之，谓当从古注说（即谓《伪传》，盖以孔在郑前也）。後来思之，不然。三叔方流言，周公处骨肉之间，岂应以片言半语遽然兴师以征之，圣人气象大不如此。又成王方疑周公，周公固不应不请而自诛之；若请之於王，亦未必见从。虽曰圣人心事公平正大，区区嫌疑似不必避，然舜避尧之子，禹避舜之子，自是合如此。”
【蔡氏《尚书金篇传》】“辟读为避（古字避皆作辟），郑氏《诗传》言‘周公以管、蔡流言，辟居东都’，是也。汉孔氏（即《伪传》，蔡氏误以为真安国作）以为诛杀之。夫三叔流言，以公将不利於成王，周公岂容遽兴兵以诛之邪！（以下数句，已见朱子书中，今节之）‘我之弗辟，我无以告我先王’，言我不辟则於义有所不尽，无以告先王於地下也。公岂自为身计哉！‘居东’，居国之东也。孔氏以为东征，非也。方流言之起，成王未知罪人为谁；二年之後，王始知流言之为管、蔡。‘斯得’者，迟之之词也。”
△《鸱纹》作于东征前
余按：朱子之论正矣，《蔡传》之释此文义尤详尽，复何疑焉！然後儒尚多从《伪传》而非蔡者，岂以《诗传》出於朱子故邪？抑未取《诗》、《书》之言而深思之邪？《书》云“流言於国”，不云“殷畔”，则是殷犹未畔；但闻流言而遂辟也。“流言”者，道路之言。事後知其所起，乃追书之；当时尚未知为谁何，周公可以疑似而遽杀其兄乎！周公之东征，讨武庚也；武庚未畔，讨之何名？未畔而已伏诛，则是初无殷畔之事而周公诬之也。若谓武庚之畔即在流言之时，则史当特书之以为讨之张本，不得但记流言，遽云当诛。诛流言者邪？诛畔者邪？虽初搦笔之童子不至如是，况史臣而有此文理邪！《诗》云：“曰予未有室家。”又云：“予室翘翘，风雨所漂摇。”则是王室不安，诸侯携贰，而尚未知其所定也。细玩通篇，哮下腔贾心溢於语言之表，然则此诗作於东征之前明矣。若以为在东征之後，则王室已安，天下已靖，而为岌岌忧危不保终日之言，於事为不切，於人为不情矣！而说者乃以“既取我子”为东征後之证，曰：“‘子’喻管、蔡，‘室’喻王室；言‘既取我子’则管、蔡既已受诛矣。”（朱氏公迁说）信如所云，管、蔡诛则武庚亦诛矣，泉下游魂其尚能毁我王室乎！嗟夫：朱子之於《传》岂能无千虑之一失，况其晚年已不吝於自改其说，而後儒反代为朱子吝之，何邪？故今遵《蔡传》之说，而以东征之事次於成王亲迎周公之後。
“秋大熟，未齄猓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，大木斯拔。邦人大恐。王与人大尽弁，以启金之书，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。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，对曰：‘信。噫，公命，我勿敢言！’王执书以泣曰：‘其勿穆卜！昔公勤劳王家；惟予冲人弗及知。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，惟朕小子其新迎；我国家礼亦宜之。’王出郊，天乃雨，反风，禾则尽起。二公命邦人，凡大木所偃，尽起而筑之。岁则大熟。”（《书金》）
△引吕游语辨“居东”非东征
按《书》此文，居东之非东征益明。临漳吕乐天先生游《己酉记疑》尝辨之，今录於左。
【《己酉记疑》一则】（节录）“周公居东，去京师必不甚远，周公此时亦无大责任，故感风雷之变，启金之书，执书以泣，随即出郊迎公，天乃雨，反风也。若以居东即为东征，则武庚所都去国千馀里，岂有不下班师之诏又不待风止，即出郊迎公之理！由此看来，论此事者当以蔡注《金》为正，《鸱问传》虽不观可也。”
余按：此说深中事理。盖武庚未平，周公必不能中道班师；武庚既平，周公又不可拥兵居外。其为无事显然。不得谓之为东征也。
△辨扌前蚤祝神之说
《史记》云：“成王少时病，周公自扌前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。及成王用事，人或谮周公，周公奔楚。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，乃泣反周公。”谯周云：“秦既燔书，时人欲言金之事，失其本末，乃云然耳。”余按：一事而所传闻异词，遂误而两载之，传记如是多矣。庆封之聘鲁也，叔孙食之不敬，赋诗讥之；其奔鲁也，叔孙又食之，鸺溃亦赋诗讥之。郑之葬简公也，将毁游氏之庙，而子产中止；郑之为搜除也，亦将毁游氏之庙，而子产中止。此皆显然一事，而《传》悉两载之；无他，采之太博而择之未精耳。《左传》犹然，况其下焉者乎！後人过於信古，遂不敢议，惑矣！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