後推之即为终。此圣人建中之治，虽历法亦不能外焉者也。“日永”、“日短”者，考之以晷漏；“星鸟”、“星虚”者，考之以躔度；犹惧其未也，复验之於人物出入变化之节，而後四时可定。四时定则日数可得，月闰不差而岁成矣。故其纲曰“敬授人时”。而孔子告颜渊亦曰“行夏之时”。所重在时，故不言日月岁也。
“帝曰：‘咨，汝羲暨和：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，以闰月定四时，成岁。允鸢俟ぃ庶绩咸熙！’”（同上）
△历法始於尧
曰：此其记尧之命羲、和，何也？曰，记历法所自始，四时所由定，而岁所由成也。盖历数自黄帝以来有之，故《传》云：“少┦夏衩官：凤鸟氏，历正也。”然历之为法，必积久而後差数可见，创始者势不能以周详尽善也，故必行之数百年，至尧，而後期之日数多寡可校，闰之疏密可推。尧犹惧其未符，又命官分验於四方渐损渐益，而後四时不爽，乃始定为画一之法以垂後世。故史记其命书，以志历所自始。《汉志》六历虽有黄帝、颛顼之称，然但其源出於二帝，後人迭加损益而推广以成书，非黄帝、颛顼之所自为也。曰：历法政事之一端耳，何为详记之如是也？曰：帝王之治莫先於授时。四时不爽，然後农桑可兴，政令可布，人物之性可尽，天地阴阳之化可得而辅相变理，书契史册之文可得而次第考核，故《尧典》载尧之政特详於此，而孔子答颜渊“为邦”之问亦以“行夏时”为第一义也。所谓“夏时”，即尧所定之历。盖殷、周皆别起一方，故用其国旧历；而夏承虞，虞承唐，故历皆不改：《汉志》所以有三代历而无唐、虞历也。故此章之文与《禹贡》相表里。四时之授，所以成天；九州之别，所以平地。天时正，然後政典举，故尧、舜之治始於授时；土功度，然後政化成，故尧、舜之治终於敷土也。
△夏世撰典得之传闻
曰：然则尧在位七十载止有授时一事，别无功可纪乎？曰：亦非也。尧以圣人之德在天子之位，至於“光被四表”，“黎民於变”，其丰功仁政超前古而贻後世者盖不知凡几矣。但唐、虞时人情淳朴，虽有简策，尚未有史籍；二帝既崩，夔、龙之徒以为尧、舜功德隆盛，实开万世之天，生民以来未有伦比，不可不著之策以传於後，故撰《尧典》一篇，於是始有史耳。而时已当夏世，舜在位之政及见者或多，若舜摄政时则见者希矣。至尧七十载前，则多得之传闻，难可依据；而古人又慎重，不肯传疑，故但叙其功德之大概。惟此章乃命羲、和之策，盖二氏所世守弗替者，故得以采而录之耳。然尧开天救世之功实成於舜，故尧之事业尤以举舜敷治为最大。既已载尧求舜之切，用舜之奇，与舜摄政命官之事，则尧之功即此已见，政不必取七十载以前之政条举而缕叙也。不善读书者不能推求及此，遂若尧之生平碌碌无所表见，有贤而不能用，有奸而不能去，直待舜而後能用人行政，创制显庸者：其失《尚书》之旨亦大矣！故今因记尧之授时而备论之。
【附录】“放勋曰：‘劳之，来之，匡之，直之，辅之，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从而振德之。’”（《孟子》）
△孟子引放勋语非命契词
《集注》疑此文为命契之词，盖以《孟子》载於“契教人伦”之後也。然按《尧典》，契为司徒在舜即位以後，恐此文别有所谓，孟子以其意足相发故引之耳。尧能使民“於变时雍”七十载以前岂无命官敷教之事，不必定属之契也。又按：《典》、《谟》之文质直，无用韵者，惟歌乃有韵；独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所引尧之命皆有韵（躬、中、穷、终，一韵；来、直、翼、得，一韵），而其文亦较浅，与《典》、《谟》皆不类，恐後人所润色，非当日之原文。然於理可取，故附录於此。
【附录】“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，祀大火而火纪时焉。”（《左传》襄公九年）
此二事皆无从考其先後。以皆命官之事，故并附录於命羲和之後。
△《左传》述阏伯、实沈
【备览】“高辛氏有二子，伯曰阏伯，季曰实沈，居於旷林，不相能也；日寻干戈，以相征讨。後帝不臧，迁阏伯於商丘主辰；迁实沈於大夏，主参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元年）
此以上条证之，其为尧事无疑。故杜氏云：“後，帝尧也。”然《传》此篇颇近铺张，不能保无失实。故与下条并列之於备览。
△《左传》述台骀
【备览】“台骀能业其官，宣汾、洮，障大泽，以处大原。帝用嘉之，封诸汾川。沈、姒、{艹辱}、黄，实守其祀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元年）
此“帝”，杜氏以为颛顼。余按：《经》、《传》徒称帝者多谓尧、舜；况上文之帝方谓尧，此文之帝又谓颛顼，殊为不类：恐亦尧时事耳。故随上文而次於此。
○尧求舜
“帝曰：‘畴咨若时登庸？’放齐曰：‘胤子朱启明。’帝曰：‘吁，へ讼，可乎！’”（《书尧典》）
△“胤子”之义
《伪孔传》云：“胤，国；子，爵。”按：《史记》以“胤子”为嗣子，“朱”为丹朱；《蔡传》从之：於义为长。《伪传》非是。
“帝曰：‘畴咨若予采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