拔，而其学卒不显于清世。
博野颜元，生于穷乡，育于异姓，饱更忧患，坚苦卓绝。其学有类罗马之“斯多噶派”。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，最为彻底，尝曰：“立言但论是非，不论异同。是，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；非，则虽千万人所同，不随声也。岂惟千万人，虽百千年同迷之局，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，竟不必附和雷同也。”（钟著《颜习斋言行录・学问篇》）
其尊重自己良心，确乎不可拔也如此。其对于宋学，为绝无闪缩之正面攻击，其言曰：“予昔尚有将就程朱、附之圣门支派之意。自一南游，见人人禅子，家家虚文，直与孔门对敌，必破一分程朱，始入一分孔孟，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，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。”《李b著《颜习斋先生年谱》卷下）
然则元之学之所以异于宋儒者何在耶？其最要之旨曰：“习行于身者多，劳枯于心者少。”（《年谱》卷下）彼引申其义曰：“人之岁月精神有限，诵说中度一日，便习行中错一日，纸墨上多一分，便身世上少一分。”（《存学编》论讲学）又曰：“宋儒如得一路程本，观一处又观一处，自喜为通天下路程，人亦以晓路称之，其实一步未行，一处未到。”（《年谱》卷下）又曰：“诸儒之论，在身乎？在世乎？徒纸笔耳。则言之悖于孔孟者坠也，言之不悖于孔孟者亦坠也。”（《习斋记余・未坠集序》）又曰：“譬之于医，有妄人者，止务览医书千万卷，熟读详说，以为予国手矣，视诊脉制药针灸为粗不足学。书日博，识日精，一人倡之，举世效之，岐、黄盈天下，而天下之人病相枕、死相接也。”（《存学编・学辩一》）又曰：“为爱静空谈之学久，必至厌事。厌事必至废事，遇事即茫然，故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学也。”（《年谱》卷下）又曰：“书本上见，心头上思，可无所不及，而最易自欺欺世。不特无能，其实一无知也。”（《言行录》卷下）其论学宗旨大率类此。
由此观之，元不独不认宋学为学，并不认汉学为学，明矣。元之意，盖谓学问绝不能向书本上或讲堂上求之，惟当于社会日常行事中求之。故其言曰：“人之认读者为学者，固非孔子之学；以读书之学解书，并非孔子之书。”（《言行录》卷下）又曰：“后儒将博学改为博读博著。”（《年谱》卷下）其所揭橥以为学者，曰《周礼》大司徒之“乡三物”。――一，六德，知、仁、圣、义、忠、和；二，六行，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；三，六艺，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；而其所实行者尤在六艺。故躬耕、习医、学技击、学兵法、习礼、习乐，其教门人必使之各执一艺。“劳作神圣”之义，元之所最信仰也。其言曰：“养身莫善于习动，夙兴夜寐，振起精神，寻事去做。”（《言行录》卷上）曰：“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。”（《年谱》卷下）质而言之，为做事故求学问，做事即是学问，舍做事外别无学问，此元之根本主义也。以实学代虚学，以动学代静学，以活学代死学，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。但其所谓实、所谓动、所谓活者，究竟能免于虚静与死否耶？此则时代为之，未可以今日社会情状绳古人矣。元弟子最著者，曰李b，曰王源，皆能实践其教。然元道太刻苦，类墨氏，传者卒稀，非久遂中绝。
八
我国科学最昌明者，惟天文算法，至清而尤盛。凡治经学者多兼通之。
其开山之祖，则宣城梅文鼎也。杭世骏谓：“自明万历中利玛窦入中国，制器作图颇精密，...学者张皇过甚，无暇深考中算源流，辄以世传浅术，谓古《九章》尽此，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；而或者株守旧闻，遽斥西人为异学。两家遂成隔阂。鼎集其书而为之说，稍变从我法，若三角比例等，原非中法可该，特为表出；古法方程，亦非西法所有，则专著论以明古人精意。”（杭世骏《道古堂集・梅定九征君传》）文鼎著书八十余种，其精神大率类是，知学问无国界，故无主奴之见。其所创获甚多，自言：“吾为此学，皆历最艰苦之后而后得简易。...惟求此理大显，绝学不致无传，则死且不憾。”（同上）盖粹然学者态度也。
清代地理学亦极盛。然乾嘉以后，率偏于考古，且其发明多属于局部的。以云体大思精，至今盖尚无出无锡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上者。魏禧评之曰：“《职方》、《广舆》诸书，袭讹踵谬，名实乖错，悉据正史考订折衷之。此数千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书也。...贯穿诸史，出以己所独见，其深思远识，在语言文字之外。”（魏禧《叔子集・读史方舆纪要叙》）祖禹为此书，年二十九始属稿，五十乃成，无一日中辍，自言：“舟车所经，必览城郭，按山川，稽里道，问关津；以及商旅之子，征戍之夫，或与从容谈论，考核异同。”（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自叙）盖纯然现代科学精神也。
清初有一大学者而其学无传于后者，曰大兴刘献廷。王源表其墓曰：“脱身遍历九州，览其山川形势，访遗佚，交其豪杰，观其土俗，博采轶事，以益广其闻见，而质证其所学。...讨论天地阴阳之变、霸王大略、兵法、文章、典制、方域要害，...于礼乐、象纬、医药、书数、法律、农桑、火攻器制，旁通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