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，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，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。……自以为于心无愧，而天下受其咎，其谁之咎？不知者且以实践躬行之儒归焉。”
（《东原集》与某书）。
其破“己蔽”也，曰：“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，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。然寻求而有获十分之见者，有未至十分之见者。所谓十分之见，必征诸古而靡不条贯，合诸道而不留余议，巨细毕究，本末兼察。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，择于众说以裁其优，出于空言以定其论，据以孤证以信其通，虽溯流可以知源，不目睹渊泉所导，循根可以达杪，不手披枝肄所歧，皆未至十分之见也。以此治经，失‘不知为不知’之意，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。……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，然后知孰为十分之见，孰为未至十分之见。如绳绳木，昔以为直者，其曲于是可见也；如水准地，昔以为平者，其坳于是可见也。夫然后传其信、不传其疑，疑则阙，庶几治经不害。”（《东原集》与姚姬传书）
读第一段，则知目震所治者为“汉学”，实未当也。震之所期，在“空诸依傍”。晋宋学风，固在所诋斥矣，即汉人亦仅称其有家法，而未尝教人以盲从。钱大昕谓其“实事求是，不主一家”。（《潜研堂集》戴震传）余廷灿谓其“有一字不准六书，一字解不通贯群经，即无稽者不信，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。以故胸中所得，皆破出传注重围。”（余氏撰《戴东原先生事略》。见《国朝耆献类征》百三十一）此最能传写其思想解放之精神。
读第二段，其所谓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者，即科学家定理与假说之分也。
科学之目的，在求定理，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。初得一义，未敢信为真也，其真之程度，或仅一二分而已。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，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，几经试验之结果，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，七八分，卒达于十分，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。其不能至十分者，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，或遂自废弃之也。凡科学家之态度，固当如是也。震之此论，实从甘苦阅历得来。所谓“昔以为直而今见其曲，昔以为平而今见其坳”，实科学研究法一定之历程，而其毅然割舍，“传信不传疑”，又学者社会最主要之道德矣。震又言曰：“学有三难：淹博难，识断难，精审难。三者仆诚不足以与于其间，其私自持及为书之大概，端在乎是。前人之博闻强识，如郑渔仲、杨用修诸君子，著书满家，淹博有之，精审未也。……”
戴学所以异于惠学者，惠仅淹博，而戴则识断且精审也。章炳麟曰：“戴学分析条理， 密严，上溯古义，而断以己之律令。”（《检论?清儒篇》）
可谓知言。
凌廷堪为震作事略状，而系以论曰：“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。夫实事在前，吾所谓是者，人不能强辞而非之也；吾所谓非，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；如六书、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。虚理在前，吾所谓是者，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；吾所谓非者，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；如义理之学是也。”（《校礼堂集》）此其言绝似实证哲学派之口吻，而戴震之精神见焉，清学派之精神见焉。惜乎此精神仅应用于考古，而未能应用于自然学界，则时代为之也。
震常言：“知十而皆非真，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。”（段玉裁《经韵楼集?娱亲雅言序》引）故其学虽淹博而不泛滥。其最专精者，曰小学，曰历算，曰水地。小学之书，有《声韵考》四卷，《声类表》十卷，《方言疏证》十三卷，《尔雅文字考》十卷。历算之书，有《原象》一卷，《历问》二卷，《古历考》二卷，《句股割圆记》三卷，《续天文略》三卷，《策算》一卷。
水地之书，有《水地记》一卷，《校水经注》四十卷，《直隶河渠书》六十四卷，其他著述不备举。《四库全书》天算类提要全出其手，他部亦多参与焉，而其晚年最得意之作，曰《孟子字义疏证》。
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盖轶出考证学范围以外，欲建设一“戴氏哲学”矣。
震尝言曰：
“圣人之道，使天下无不达之情，求遂其欲，而天下治。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，而其所谓理者，同于酷吏所谓法。酷吏以法杀人，后儒以理杀人。VV乎舍法而论理，死矣，更无可救矣！”（《东原文集》卷八与某书）又曰：程朱以‘理’为‘如有物焉，得于天而具于心’，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面执之曰‘理’，以祸斯民。更淆以‘无欲’之说，于得理益远，于执其意见益坚，而祸斯民益烈。岂理祸斯民哉？不自知为意见也。”（《戴氏遗书》九附录答彭进士书）
又曰：
“宋以前，孔孟自孔孟，老释自老释。谈老释者，高妙其言，不依附孔孟。宋以来，孔孟之书，尽失其解，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。……譬犹子孙未睹其祖父之貌者，误图他人之貌为其貌而事之，所事固己之祖父也，貌则非矣。”（同上）
震欲祛“以释混儒”、“舍欲言理”之两蔽，故既作《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