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志无以贵贱殊，则所以治中而驭外者胥在乎此矣。如是乃可以言和。
言战
今日法国之事，我不知何以为战，何以为和。何则？法人设计以图用兵以攻者，越南而已。其命将出师遣兵调舶之初意，不过四端，曰酬饷、割地、辟路、通商而已。苟我中朝以越南为藩属，二百余年来，久形恭顺，登于王会，受其共球，则不必待其作申包胥秦廷之哭，而后援之也，当遣一介之使，以告于法曰：“越南为敝国藩封，天下所共知，贵国当亦知之。幸以敝国之故，勿加兵焉，不然贵国有进征之师，敝邦亦有往援之旅。”法幸而听，固两国如天之福。倘法人诘戎兵，备艨艟，以从事于越，豕突狼奔，鲸吞蚕食，欲得而甘心焉，则我朝廷亦当先之以文告，继之以武功，命上将整六师，云集关外，以保兹小邦越，而与法人诘朝相见于疆场，如是乃得谓之战。去岁李傅相与法使会于上海，雍容辞命，往复周旋，未有成说。法人逞其跋扈，恃厥恣睢，一举而入东京，再进而踞顺化，与越结约，垂为定章，是其投鞭断流之势，目中早已无建业矣。我中国虽朝发军舰，夕遣营官，羽檄交驰，仓皇境上，而出关之师，究未与法人一矢相加遗，并未交绥，即行退守，如是何得谓之战？和者对战而言者也，既未与战，又何得言和？此我之所以不解也。曩者俄人之伐土耳其也，英人声言救援，今日发劲旅，明日调坚舶，帆樯驰驶，旌浞裳铮一若大举搏战即在顷刻间。逮俄入土都，大局已定，而英终袖手作壁上观。迄乎欧洲列国集议之时，未闻俄与英人再订和约也，以英虽有救土之名，而未尝与俄有交战之实也，兵衅未开也，邦交如故也。今日法、越之事，何以异是？且法人于越南，固已大逞其所欲矣。其循北圻而往，如朗松、如洪化，悉已入而踞其城垣，占其营垒，戍以重兵，不复还越，则地已割矣。循红河而往，欲溯之而通道于滇、蜀，舟楫可行驶，商贾可往来，则路已辟矣。法人于此，尚复何求？不过通商蒙自，撤兵越境，则须请命于中朝耳。是亦不过另订商约，而不得谓之和也。酬饷一节，明言不欲过索，业已昭然白之于天下。前盟具在，口血未干，何得再有后言？此不过以越南贫蹙，犹获石田，历来兵费必不能偿，故思及我中朝耳。彼来议和之时，早有深意，不然越南之事，中朝已概置不理，本不必无端牵入，自多枝节。其来只请通商一款，或再请撤兵之期耳。我朝与彼立约，亦当削除越南诸说，不必与之争藩属之空名，争之弥复损失国体耳。法在越南早已定有约章，又何必我朝再预其间哉？法人如以越南为中朝藩属，则揆之万国公法，必不能兴兵致讨，取其土地，戮其官民，作封豕长蛇之荐食。苟以为无预于中国，则又何必订入中朝约内，申说再三？此进退无据，两者皆无以自解也。乃今者无端索赔，其情其理更不可问，又多肆其恫喝，则惟有与之一战而已。夫战非我之所欲出也，设使天牖其衷，法人悔祸，两国讲信修睦，以玉帛而不以兵戎，岂非社稷民人之福？无如彼以战来，我不能不以战往，是战者乃我之所以应敌也，非我为戎首也，非我为祸始也，天下列国之所当共谅者也。战之之道有二，曰暂战、曰常战。法人自恃其船坚炮利，将猛兵精，以为无敌于天下，非先一战以挫其锋，必不肯俯首以就我范围。彼不过欲酬款若干万而已，若先与议定，以一战之胜负为取与，约于何地开仗，然后两国以兵戎相见。若中朝获胜，则作罢论，法人不得再启衅端；法胜，则所议若干万，敬拱手而奉之于法，无有异说，此所谓暂战也。未战之先，当属三军而告之曰：“我朝国势之盛衰，兵力之强弱，万民之所仰望，列国之所注观，胥系于此一战。”鼓其勇，作其气，重其犒赏，激发其忠义，悉精锐，厚势力，驱敢死之士，材官技击，不专一长，而统之以百战之能将，安见其不可出于一战哉？既战而后畀之，则我可自愧于天下。我朝自二十余年来，讲求武备，整顿边防，仿效西法，制造舟舰枪炮，练兵士，砺器械，淮勇、湘勇各自成军，号称劲旅，设非出之于一战，则可用与否末由知之。若遇事变之来，畏首畏尾，虚与委蛇，动以贿赂行成，徒张敌国之气焰，而堕我军之志气，所谓胆智者何在？所谓勇略者何在？敌不可纵，祸不可延，隳军实而长寇仇，正今日不战之谓也。顾战必有以制其死命而后可，曰出奇，曰用间，曰以静制动，曰以逸待劳，曰以主御客，曰固扼险阻，曰严绝接济，曰但守之于内河而不必击之于外洋。法人狡谲特甚，其用兵于中国，必先以轮舰十余艘游驶洋面，亟肄以疲我，多方以误我，使我眩其虚声而多为之备，备多则势分，备多则力涣，彼乃得舍坚而攻瑕，避实以击虚，而于是乎得逞其志矣。我当何以驭之？曰静则可以制动，逸则可以待劳，彼客我主，守有当所，无事疲于奔命。法之大舰巨炮，但能纵击于大洋，彼欲攻城略地，势不得不登岸。我但扼要以守之，地雷坑穴无所不备，在临机以应变而已。俟其进而击之，彼岂能飞越雷池一步哉！彼之所至，大抵多以失业之流氓为耳目，近乡之渔艘为接济，此在地方官严申禁令而已，行保甲之法，厉连环之罚，有犯必惩，戮之毋赦，杀一二则千百知警矣，是在上之雷厉风行而已。制敌船莫如用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