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无远弗届，务期消息瞬息可通。无事则各国战船驶进入口，立刻报知督抚大员，以便速派师船侦其何往，察其何为；有事则专报军情，或往援以歼敌，或犄角以壮威，或要截其来助之船，或袭击其撤退之卒，则敌虽勇悍善战，而深入重地，未必遽能得志也。且各国公使皆聚于京师，遇有交涉之事，办理稍形龃龉，动辄下旗决战，立发电音回国，调取兵船，专事恫喝。若无电线，则各省大吏茫未有知，即知亦难刻期集事，而仓猝之际，被其蹂躏者必多矣，观于道、咸年间故事，即可恍然悟矣。然则电线一事实关至要，不当乘时亟设也哉？
制战舰
战舰为水师所必需。自泰西轮船之制行于中国，而滨海之区，守御之具，又别开一生面矣。然中国向以文德致郅治之隆，武功非其所尚，故武备即经讲求，究不如泰西之精益求精，无器不备，即无器不利也。泰西各国多濒大洋，陆兵虽经训练，究非所重，惟战舰则各运匠心，其船质必求敌炮不能洞穿，其火器必求敌兵不能抵御，虽过于重大，不免进退之间未极灵捷。然式样日新，制造日巧，防守海口，不啻金城汤池，驶进敌境，不啻奔雷激电，其为用固有足多者也。惟建造一船，所费浩繁，故泰西各国战舰虽多，而求其杰然特出，无与比伦者，即在英、法、普、奥素称雄国，亦不过各得一二艘而已。盖需赀既巨，多建为难，但得收镇守之效，助声势之雄，斯已足矣。我中国慎固海防，留心武备，近多购造，然如泰西之铁甲战舰，虽经购受一二于外洋，究非登峰造极，足以纵横于洪涛巨浸之中，而操必胜之券。故西人每谓以中国之大，水师之众，尚不知变更旧制，讲求新法，而求所以称雄，是亦难矣。岂知为政贵审乎时宜，而用兵必明于地利。中国幅员既广，不必以兼并为心；河道纷歧，原自有险隘可守。凡所设战舰，无事则资巡缉，有事则壮声威，惟期分守险要，出入河道，便于往来，宜于守御，斯足以固边陲而卫社稷矣。故近日所制炮船，惟取其多，不贵乎巨，盖几经审度，期于讲武之中而尽美善之法也。善乎！英国议局人员布拉斯之言曰：“当今之世，若装水师战舰，铁甲之外，以小者为佳。盖装大船则所费既多，以一大船之资，可分造小船数艘，驾驶既便，攻击复捷，其利一也。大船所发之炮，不能击尽小船，以数小船围攻大船，炮弹无有不中，其利二也。大船猝遇水雷，微有损坏即难御敌，小船为数既多，彼此可以互相救援，更番进战，敌计难以猝施，其利三也。小船所费既少，即有事亦易建造，其利四也。小船既众，置炮亦多，较诸大船倍能命中及远，其利五也。船小则食水亦浅，凡焚毁城郭，轰击炮台，大船不能驶进者，小船自可近岸，其利六也。两军接战，胜则可追袭深入，败则可退守河汊，其利七也。若以水雷炮置于小船中，进迫敌船，又可乘机施放，其利八也。”布君所论如此，亦足见战舰惟宜求精，不必求巨矣，所谓精骑三千，可敌羸牛数万也。方今留心时务者，每欲事事效法泰西，即各省河道，亦议浚而深之。然河道既浚，虽属便于轮船，而不幸祸变猝兴，究不知何险可守也。则不若多造炮船，精练水师之足以巩苞桑之固，而奠磐石之安也。
慎用兵
兵凶战危，故圣王不得已而用兵。或衅非我启，事至乃应，端非我开，迫而后起，不为戎首，不为祸始，诚所谓出于不得已也。然而兵锋一交，不可终弭，即幸而胜，所伤已多，况至于败北奔亡乎？其害实有难言者已。尝观英京日报所核，欧洲各国战争之时，劳民伤财，统计其数，刊为清单，不禁阅之而慨然也。夫用兵之际，伤人民，糜帑饷，固不待言，而其中因积劳成疾，殒命军营，殁于王事者，其数更无可稽。伦敦《泰晤士报》内载，泰西各大国军兴以来各款节目，据称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，此二十五年中，各国兵兴，其战死疆场者凡一百九十四万八千人，度支库项凡一万二千六十五兆圆，军士之逃亡死伤，房屋货物之焚烧毁坏，概所勿计。其中俄、土两国于十二年前构兵之时，计兵士战死者七十万人，所费帑金一千七百兆圆，此即英、法助土攻俄之役也。而我中朝，自道光末年粤西始乱，发、捻、回、苗相继并起，薄海云扰，苍生鼎沸，蔓延十数省，抢攘二十年，陷城邑以千百计，杀人民以亿万计，亦可谓祸极而惨至者矣。是则此二十五年中，中西皆有兵事，其杀戮之数，多寡不可计极，财殚力j，几于相同。然而用兵之故，则有异焉者。中国以王师征叛民，名正而言顺，其自外生成，妄思篡踞，毋论不容于尧、舜之世，抑亦徒取死亡耳。惟我国家深仁厚泽，浃洽人心，歼厥渠魁，协从罔治，以天地祖宗之灵，社稷人民之福，出民于涂炭，救民于水火，其事虽劳，其心弥苦，而其衷可大白于天下。若西国则不过为争地争城起见耳。子舆氏曰：“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。”如英、法与俄争土，普之伐觥⒎グ摹⒎シǎ皆志在幅员，割土地，扩版图，而驱人民于死地。其一时鹗视鹰瞵，狼吞虎顾，惟知树威克敌以相雄长，执欧洲之牛耳，至于糜烂其民，弗顾也。夫保民与殃民，其心孰善？守土与益土，其事孰公？必有能辨之者。况乎欧洲各国之战，与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