议辽东者议西海，前车覆辙，殷鉴无闻，是亦可哀也已。”又读郭瀛仙侍郎《使西纪程》，其言曰：“西洋立国二千年，政教修明，具有本末，与辽、金崛起一时，倏盛倏衰，情形绝异。其至中国，惟务通商而已。而窟穴已深，逼处凭凌，智力兼胜，其所以应付处理之方，岂能不一讲求？并不得以和论。无故悬一和字，以为劫持朝廷之资，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，至有宁谓可覆国亡家，不可言和者，京师已屡闻此言。召公之戒成王曰‘祈天永命’。祈天者，兢兢业业，克抑贬损，以安民保国为心。诚不意宋、明诸儒，议论流传，为害之烈，一至斯也。夫尊主庇民，大臣之责，胥天下而务气矜何为者？凡为气矜者，妄人也。观此，乃恍然于邻之不可不睦矣。”呜呼！二公盖深知洋务者也。昔在丙辰之冬，粤东肇衅，因循不问，贻误良多，而庚申遂至于决裂。顾其时，草野小民未尝不逆料其出于和也。淞滨老圃谓余曰，处今日之事势，若舍和之一字，无可下手。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。及事大定，金粟峰头词人猝然问余曰：“诸葛武侯何如人也？”余应之曰，三代下一人而已。顾子之意，将以为V亭之辱不报，而议和之使遽遣，忘怨崇仇，隐忍保国，平日自命为管、乐之才，而乃一筹莫展至此欤？顾天下事固有不得不出于此者，苟反其道而行之者，未有不败者也。子舆氏曰：“以大事小者，乐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乐天者保天下，畏天者保民者也。”汤犹事葛，文王犹事昆夷，何足为病？汉高困于平城之役，而终至遣使和亲。太宗开国英主，而屈尊于突厥，终唐之世，周旋于回纥、吐蕃。宋真宗澶渊之捷，而犹许酬以岁币，聘使往来，悉以至诚相待。历代以来，所以结好远人者，其规模广博，犹可想见。盖王者保国安民，其道应如是也。山薮藏疾，瑾瑜匿瑕，国君含垢，天之道也。设使不忍小忿而遽开边衅，置数十万生灵于涂炭，而国是益以杌陧，岂计之得哉？况乎今日泰西诸国之来中土，非同有宋之于辽、金、元也。无皮币之奉，无金缯之酬，无聘问庆吊之烦，无慰劳送迎之费，不过出我市廛以陈琛货，利便商贾，转输南北而已。惟我待之亦惟克循条约，一秉定章，外示以优容，内行其裁制而已。即各国使臣驻我神京，咸奉礼仪，以与周旋，未尝不遵我制度，就我范围也。即有所请，可者许之，不可者拒之已耳，绝无所谓甲兵以示之威，干戈以示之勇也。即曰旧隙尚存，夙嫌未释，亦惟以大度包容之而已，岂若南宋之于女真，其仇不可一日忘哉？故在今日，惟有开诚布公，讲信修睦，遇有中外交涉重大之事，不妨召见其使臣，俾得从容以毕其辞，而总理衙门王大臣时与之往来，以得联其情谊，集思广益，未尝不由乎是。勿外示以羁縻，勿内行其阻抑，勿加以束缚驰骤，勿苛以繁文缛节。试观我国使臣至其国中，彼所以待之者何如，则我独不可行之于彼乎？自恃甚高而视人太卑，此虚骄者所为也，非圣朝含宏之盛量也。夫中外之情所以不通者，以隔阂太甚也。而隔阂之故，由于情疏而不亲，势尊而不近。我国王大臣又何妨纡尊降贵，相与通款曲、伸情愫，而了然洞烛中外之事故欤？
卷二
洋务上
呜呼！今日之所谓时务、急务者，孰有过于洋务者哉？四十年来事变百出，设施多谬，有心人蒿目时艰，辄为扼腕太息。夫国家之一举一动，所以多左者，由于未能熟悉泰西之情，而与之往来交际也。中外语言文字，迥然各别，彼处则设有翻译官员，及教中之神父、牧师，效华言，识汉字，留心于我国之政治，于我之俗尚、风土、山川、形势、物产、民情，悉皆勒之成书，以教其国中之民。而向时中国之能操泰西言语，能识英人文字者，当轴者辄深恶而痛嫉，中国文士亦鄙之而不屑与交，而其人亦类多赤贫无赖，浅见寡识，于泰西之政事得失、制度沿革，毫不关心。即有一二从其游者，类皆役于饥寒，仰其鼻息，鲜有远虑，足备顾问。盖上既轻之，则下亦不知自奋也。因是，于其性情日益隔阂，于其国政、民情终茫然罔有所知，通商十余年来，无能洞悉其情状，深明其技能，抉其所短而师其所长。询以海外舆图，则以为非我所当知，或以为洋务一端自有主者，非我所能越俎。一旦交涉事起，局促无据，或且动援成例以为裁制，此事之所以多决裂也。如是则谓中国之无人才也可。西人凡于政事，无论巨细，悉载日报，欲知洋务，先将其所载各条一一译出，日积月累，自然渐知其深，而彼无遁情。国家亦当于各口岸设立译馆，凡有士子及候补人员愿肄习英文者，听入馆中，以备他日之用。果其所造精深，则令译西国有用之书。西国于机器、格致、舆图、象纬、枪炮、舟车，皆著有专书，以为专门名家之学，苟识其字、通其理，无不可译。如此，则悉其性情，明其技巧，而心思材力之所至，何不可探其秘钥哉？将见不十年间，而其效可睹已。此皆余二十七八年前之所言也，时在咸丰初元，国家方讳言洋务，若于官场言及之，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，以是虽有其说，而不敢质之于人。不谓不及十年，而其局大变也，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。凡属洋务人员，例可获优缺，擢高官，而每为上游所器重，侧席谘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