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用之数也。是今日之兵，皆此等失业之民渐积而成也。其不容于兵，必趋而为匪。兵匪交哄，民无立足地矣。海国机器流弊，工商恐慌，其乱未必不与中国相等。国际亟亟开会，名曰救济，实则各自为谋，而其意在筹饷，则一也。
庚子以前，中国无警察也。余到苏后始创办。端午桥制军告余曰：“以中国地大，只求一里有两个警察，年已需五万万。以全国岁入，办一警察，尚复不彀（当时岁入未至四万万），何论其他？”渠倡言立宪，喜办新政，所言竟与之相反，不知何意。嗣后各县勉强兴办，小县二三十人，大县亦不过五六十人。民国成立，却逐渐扩充。今者江西剿匪，以警察不足恃，又复劝行保甲。可知国土太广，国力太微，遽废旧法不可也。
《易》曰：“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。”后代则间用火攻。前清入关，犹以骑射取胜，可见当时火器尚未甚烈也。咸同时，曾文正初见开花炮，则曰：“此器不仁甚矣。然海疆多事，不可不备。”语载《求阙斋弟子记》。文正第言备而已，可见当时湘军并未惯用也。光绪年间，薛叔耘驻使，作《庸庵笔记》。云：“外国科学发明，战器日精，将来必有云间作战之一日。”当时尚未有飞艇投炸弹也。事未百年，战器名目，日新月异，不可胜数，而军费奇巨，虽富强之国亦感拮据。欧战之后，列强觉悟，迭订和平之约。然一面订约，一面购械，以固国防，其费仍不赀，无论何国，杼轴空矣。故列强变计，而趋于军缩之一途，岂能视为儿戏哉！
●卷二
古者学古入官，谓官必须学古，而后可入也。然官有限，而学古之人无限，学古者必欲人人入官，则天下乱矣。故孔子于子张学干禄，则以寡尤寡悔抑之；于漆雕开之斯未能信，则说之。盖深知人人做官，处于必穷之势，故以谋道不谋食之旨，劝弟子以安命也。孟子曰：“得之不得曰有命。”圣贤教人，无非使人专精于为学，不可急于求官，千言万语，意在弥乱而已。科举时代，广设科目以容之，苛持绳尺以厄之，使天下聪明才智之士，消磨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，而拔其一二，为治世之用。势之所迫，盖不如是，不足以弥乱也。
有清时代，一科举时代也。二百余年，粉饰升平，祸乱不作者，不得谓非科举之效，所谓英雄入吾彀中是也。大抵利禄之途，人人争趋。御世之术，饵之而已。乃疏导无方，壅塞之弊，无以宣泄，其尾闾横决，至不可收拾。末季事变纷歧，何一不因科举直接间接而起？而究其始，特一着之错，不知不觉耳。
科举时，有举人，有进士。从前举人不中进士，即可截取，以知县按省分科分名次，归部轮选。当时举人何等活动。乾隆年间，以此项选缺尚欠疏通，乃加大挑一途。凡举人三科不中，准其赴挑。每挑以十二年为一次。例于会试之前，派王公大臣在内阁验看，由吏部分班带见。每班二十人之内，先剔去八人不用，俗谓之“跳八仙。”其余十二人，再挑三人，作为一等，带领引见，以知县分省候补。余九人作为二等归部，以教谕训导即选。行之数科，逐渐拥挤，外省知县，非一二十年，不能补缺，教职亦然。光绪以来，其拥挤更不可问。即如进士分发知县，名曰即用，亦非一二十年，不能补缺，故时人有以“即用”改为“积用”之谑。因县缺只有一千九百，而历科所积之人才十倍于此，其势固不能不穷也。
举人于大挑之外，且更有教习、誊录、议叙各途。种种疏通，无非使举人皆得由知县、教职两途入官也。秀才则予以五贡升途：恩、副、岁三贡可选教职，拔贡、优贡许以朝考；亦以知县教职入官，拔贡且有小京官之希望。亦未尝不为秀才谋出路也。无如源泉混混而宣泄不及，当日百计疏导，于事终无济也。
当时进士分省之即用知县，拥挤固如前所述矣。主事一途，光绪年间，非二十年不能补缺。捐班者补缺无期，与此并无影响。余十四年而得补缺者，因在吏部，较疏通也。中书一途，欲升侍读，与主事之难同。至于补缺后，截取同知，分省候补者，则与即用知县等耳。惟翰林一途，当时最为活动，每科学政十八人，正副主考三十六人，乡会试房考各十八人，每科有九十人之差。而当时翰林不过数十人，以之分派，每科一人竟有得两差者，宜其优胜也。乃至光绪年间，长短大小之差，仍是此数，而馆选太滥，人才拥挤，考差者竟有二百余人之多。平均牵算，每人约须九年可得一差，且得一差而若系房差，则九年之中，只得数百金而已。试问如此养士，如何能济？两次推翻军机之事，亦实相迫而成，不得谓非当轴者之过也。
进士殿试次晨，钦派科甲出身之大臣八人，入内阁读卷。譬如进士三百二十人，每人应分四十卷，由八大臣各定次序。八大臣中，以宪纲为次序，先抽十卷，前一日进呈。其第一本即为宪纲第一者所定，第二本即为宪纲第二者所定，挨次推到第八本为止。其九本十本，则仍为宪纲第一第二者所定。是状元定为宪纲第一者所取，榜眼为第二者所取，探花为第三者所取，传胪为第四者所取，其余则同归二三甲。若进呈十本卷，有经御笔改定者，则又视各人之造化，然总不出此十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