婢以供富贵者之用。然三代皆有井田以授民，人人有百亩之田，安有为奴者。孔子手定《六经》，灭去奴隶，其于人类，有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、庶民之等，无有为奴者也。故《六经》无“奴隶”字，《论语》“箕子为奴”，盖攻纣之暴以叔父为奴用耳，非真奴也。战国及秦、汉之争，多虏掠人口，而又有髡钳为奴之罚，故复有奴。刘歆伪为《周官》，以汉制饰之，乃托为罪隶、闽隶、蛮隶，夷隶、貉隶诸名，以为周公之制。然光武尊用儒术，特举大典，累下诏书，免奴婢为良人。今以《后汉书?光武本纪》按之：建武六年十一月丁卯，“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，皆免为庶人”。建武十三年平蜀，十二月，“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，皆一切免为庶民，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悉听之；敢拘留者，以略人法从事”。建武十四年十二月癸卯，“诏益、凉二州奴婢，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，一切免为庶民，卖者无还直”。嗟乎，孔教之行，免奴之制，中国先创二千年矣，真于大地最光哉！
其后蒙古以兵力灭服各国，虏其人民以为奴隶。盖胡狄之俗专以强力，故以奴为常，人臣庶民之家能虏人者，即以为奴，而人主亦以群臣为奴，而中国实无是也。不幸有刘歆伪《周官》之制，故人忘孔子之大义，以为周公所有，故明世复盛行之。粮税日重，人皆投大户以求免税，故近世奴隶虽不多而不能绝焉。然十八行省中，惟广东、江、浙略有之，余省亦殆无奴矣。至八旗之制既以奴才为称，而旗户之下复有包衣；又于罪罚者，有“发黑龙江披甲为奴”之制，此皆为蒙古之遗风，而复秦、汉虏掠人口为奴、髡钳为奴之制，是退化也，违公理而失孔子之圣制甚矣。吾先祖连州公(讳赞修)尝为连州训导，有子弟自安南买得奴还，皆放之；又在连州得奴，还其券而遣之，谓“岂可以数十金抑人累世乎！”仁哉！今中国之奴不多，即有之，皆以名分抑之，但供祠墓洒扫之役，非一私人所役使者也。有之，于人民之所益无几；免之，于人民之所损无几，盖举国皆用雇役久矣。广东大姓之奴隶多有千数百人，亦自力田服贾，除以岁时供祠墓之役，皆与主人无关，近多有出洋致富者矣。虽谓购奴有费，而用之数世，偿之已多。今宜发明公理，用孔子之义，引光武之制，将所有奴籍悉予除免，尽为良人，悉听于原地杂居，庶黄帝子孙同尽平等，而才杰之民得以奋兴，既免有奴之耻，又得多民之益，一举而三善备，孰有过于此乎！夫人为天所生，民为国所有，非一家一民所能私也。免奴之制固所宜然，而购奴之费究有自来，骤出令免之，有奴之家必生怨心，宜有以分别处之。
一、奴之已有子孙者及已聚族众者，其服已久，足偿所费，以仁人之心，岂宜沿恶俗而多求，是宜概行豁免，不许苛责。惟奴于本主及其祖宗究有恩义，宜当报效，可各捐银十元或五元以酬原主，许其分年摊交以代扫除祠墓之费，则其原主可无怨矣。
一、新买之奴改为雇仆，不论买价多少，以十年为例，摊算扣除。其年限满者准其免工，未满者准照年限捐赎，无力捐赎者再从工役，如其年限。其奴之名义先为除免，婢亦同此，改为雇役，免除婢名。皆以年限扣除，准其以银捐赎。其有主人加以烙灼苛暴者，许其告所在有司，立予免除，不扣年限。
一、自定除免奴婢例后，不许买卖人口。盖人者天之所生，民者国之所有，买者侵人自主独立之权，卖者失己自主独立之权，皆不可也。其有犯者罪之。
一、蛋户、乐户、丐户之别异流品，不过以其执业过贱而抑之耳。然蛋户操舟，与为农工何异。乐户执钥，尤为雅业，何贱之有！丐户则宜编于恤贫院，督以作工而教诲之，岂可永远黜弃、摈出平民，俾其世代子孙贱不得伸焉？若夫优倡、皂隶，并斥流外，原其执业太贱而身近官人，恐其转瞬变化，即服官在上，以浊流杂清流、以贱人凌贵人耳。此在君权独私之世，故虑防宜深，若宪法既立，清议盈涂，报纸溢国，岂易私一下流而授以官哉！若夫优者实为乐人，古之贤者所托，而今各国学校之所学，风俗教化恒必由之，今中外贵人亦多戏友，此更无待于摈斥矣。皂隶虽役于官，然力抑其进上之途，则彼愈无发扬之望。夫人必有希望之心，乃有进上之志，今既绝之于进上之途，则彼不丛恶而包羞、作奸而犯法，将何为矣？是迫之使为恶，甚不然也。立法者将导人以上达，则人争向上而为义；将抑人以下达，则人争向下流而为恶，夫何事导人为恶哉！今中国皂隶之无耻而为恶至矣，民受其害甚矣，为良吏者开口辄言严胥差，盖由习俗之深而先以恶人待之也。夫皂隶既不能免，则岂可使环官之左右者皆恶人，而待官之一人严之乎？此亦立法者之过也。古之府史胥徒，皆为庶人在官，汉之吏役，并与登进，各国同之。然则摈黜皂隶，乃近世不平之法也。人权之自立既明，男女绝无怨旷之苦，时无倡家，可不须禁。然则向来所有蛋户、乐户、丐户、优倡、皂隶，皆多为品流，有害平等之义，有损生民之用，宜予蠲除，概为平民，一变至道，近于太平矣。
印度种族阶级之制最害，故其众多种族，贵之若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、戍陀罗，贱之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