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体则谓之易，其理则谓之道，其用则谓之神，其命于人则谓之性。”此明道之言也。“物所受为性，天所赋为命。”此伊川之言也。中庸测于“天命之谓性”旁注云“命脉之命，难语。”又加一语曰：“命门之云。”雍语又曰；“于穆不已，是天之命根。”凡此为遵明道耶，遵伊川耶？余不能无惑也。定性书有云：圣人之喜，以物之当喜。圣人之怒，以物之当怒。是圣人之喜怒，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。雍语乃云：天理只是吾心本体，岂可于事物上寻讨。然则，明道之言，其又何足遵耶？名为遵道，而实则相戾，不知后学将安所取信也！
二四、明论、新论、樵语、雍语，吾闲中皆尝披览再三。中间以知觉为心之本体，凡数处；又以天理为心之本体，亦数处。不知所谓本体者，一耶二耶？谓心体有二，断无此理。体既不容有二，用其所认以为天理者，非知觉而何？其教学者，每以“随处体认天理”为言，此言如何破得？但以知觉为天理，则凡体认工夫，只是要悟此知觉而已。。分明借天理二字，引人知觉上去。信乎，教之多术也！
既又得观其问辨录，乃有“知觉是心，必有所知觉之理”一言，似乎稍觉其误。然问辨录又其后出，复有“光明洞烛便谓之知性”之语。又其门人因或者“堕于有物”之疑，而自为之说曰：天理者，天之理也。天之理则有体而无物，变动不居，神妙不测，是故“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刚”，“通乎昼夜之道而知”。何谓为有物也！答词明以“此说见得是”许之。据此二条，似其惑终未之解。夫“光明洞烛”“神妙不测”，心之为物然尔，岂可谓以为性与天理乎！且“知微”以下五知字，皆指人而言，经文甚明，不应彼此俱失照勘也。
二五、雍语有云：佛之广大高明，吾圣人已有之。而圣人之中庸精微，佛又何尝有邪。又曰：中庸精微，即是此心感应发用之妙，而广大高明，则心体也。据此言，则是佛氏心体与吾圣人无异矣。。及答周冲问儒释之辨，则曰：圣人之学，至大至公。释者之学，至私至小。大小，公私足以辨之矣。。夫既许之以“广大高明”矣。，何为又有“至私至小”之议哉！？，盖佛氏之“广大高明”，即本觉之境界也，此正是元明悟处，其所谓“聪明圣知达天德”者即此，是以概之圣人而不疑。殊不知天德乃帝降之衷，非本觉也。本觉何有于中乎？不中故小，不中故私。狭小偏私，，盖先儒之所以议佛氏者，舍此则无以为儒释之辨，故不得不援之耳。
二六、新泉问辨录有云：不若大其心，包天地万物而与之一体，则夫一念之发，以至天下之物，无不在内。此非余之所敢知也。夫程子所谓“仁者，浑然与物同体”，乃其理之自然。今欲大其心以包之，则是出于人为，非所以为自然之理矣。。如此体认，其于道也不亦远乎！中庸论至诚之德，到其极处惟曰“浩浩其天”，此其所以为实学也。
二七、程子所谓“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，未尝致纤毫之力”，此其存之之道。须是灼见仁体后，方可议此。今犹未识仁体，便要做自然的工夫，已明是助长了。只管翻来覆去，将勿忘勿助四字滕说不置，岂程子之所望于后学乎！诚欲识仁，须实用格物工夫乃可。格物工夫脱不得勿忘勿助，然便要不费纤毫之力，是诬也。凡程子之言具于大学或问中者，断不容易。真积力久，自当豁然有个觉处，斯识仁矣。。识仁固已得其大者，然其间精微处，未必便能尽。故程子又有“存久自明”之训，说得都无渗漏也。以此知吾人为学，必须循序渐进，范我驰驱，如行万里之途，决非一蹴所能到。其或好高欲速，有能免于差缪而得所归宿者，鲜矣。。
二八、孟子尝言：尧舜性之，汤、武反之。又以“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”称舜，其善云何？，盖“由仁义行”，自然从容中道，是则所谓“性之”也。“行仁义”者，于道亦无不中，所不足者从容，是则所谓“反之”也。比观雍语诸书，每自以为“由仁义行”之学，谓世之学者皆只是“行仁义”，而以伯道眇之，其言殊可骇。夫苟能躬行仁义，惟日孜孜，斯固可以希反之之圣矣。，求十一于千百，未易得也。彼伯道，直假之而已。，何有于躬行乎！吾夫子誉言：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已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。谓之“用力”，非行仁义而何？吾夫子不应错以伯道诲人也。为此言者，亦何不思之甚乎！且舜，大圣人也，其命禹也，犹曰“予违，汝弼”，未尝自以为圣也。吾夫子亦曰：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。抑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。由仁义行者之言，盖如是。吁，言其可不慎乎？
二九、孟子尽心一章，实与大学相为表里。，盖“尽心知性”乃“格物致知”之验也，“存心养性”即“诚意正心”之功也，“修身以俟”则其义亦无不该矣。。孟得圣学之传，实惟在此，始终条理甚是分明，自不容巧为异说。且学而至于“立命”，地位煞高，非平生心事无少愧怍，其孰能与于此！
三、王、湛二子，皆与余相知。于王，，盖尝相与论文，而未及细，忽焉长逝，殊可惜也。湛则会晤绝少，音问亦稀。然两家之书，余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