济宁达临清，其有功于上都不浅。而当时已有“挑动黄河天下反”之谶，则其劳民伤财，亦可知矣。但元时尚引曹州黄河之水，以济运道。国朝因河屡决，泛溢为害，遂塞张秋口，而自徐至临清，专赖汶泗诸水，及泰山莱芜诸县源泉以足之。诸泉涓涓如线，遇旱辄涸，既不可得力，而汶河至分水闸，又分而为二，其势遂微。每二三月间，水深不过尺许，虽极力挑浚设闸启开，然仅可支持。倘遇一夏无雨，则枯为陆矣。
运河之开，无风波之患，诚为良策。而因之遂废海运，亦非也。海上风涛不虞，数岁间一发耳，而今运河挑浚之费，闸座捞浅之工，上自部使者，下至州邑ヘ二之设，其费海岁岂直巨万已哉？海运一行，则诸费尽可省，亦使浙直诸军士，因之习于海战，倭寇之来，可以截流而御之。自海运废而士益惮于海矣，元时海运有三道，而至正十三年，千户殷明略所开新道，自浙西至京师，不旬日，尤为便者。所当间一举行，以济运河之不及者也。
古者诸侯，封国自食，其入江北之地，如齐、晋、燕代、秦诸国，士饱仓盈，不闻其仰给于江南也，如汉时与楚血战五载，军士粮饷，乃自关中转轮，即武帝穷兵黩武，频年暴师于外，亦不闻其借粟于吴楚也。至唐而始有漕运，自江而淮，自淮而河，计米一斗，费钱七百，然贞观、开元盛时，不闻其乏食也。至于季世，乃有“米已至陕，吾父子得生”之喜，岂非内无储积，而枵腹待哺于外哉！宋时汴及临安，地皆咫尺，故不闻转饷之苦。今京师三大营九边数十万军，升合之饷，皆自漕河运致，古称“千里运粮，士有饥色”。今乃不啻万里矣！万一运道有梗，何以处之？故为今日计，则屯田之策，宜行于边塞，而水田之利，宜兴于西北滨水诸郡县也。屯田之策，且耕且守，分番上下，不惟享其粒食，而士亦不至偷惰，盖守御可以老弱占籍，而力耕则非少壮不能，军将不待汰而精矣。且有田则有塍有浍，沮洳泥泞，亦可杜胡马奔突之患，其利又不止充口腹已也。
齐、晋、燕、秦之地，有水去处，皆可作水田，但北人懒耳。水田自犁地而浸种，而插秧，而薅草，而车戽，从夏讫秋，无一息得暇逸，而其收获亦倍。余在济南华不注，山下见十数顷水田，其膏腴茂盛，逾于南方，盖南方六七月常苦旱，而北方不患无雨故也。二策若行，十数年间，民见利而力作，仓庾充盈，便可省漕粮之半，即四方有警，而西北人心，不至摇动，京师益安于泰山矣。
黄河之水，若引之以灌田，广开沟洫，以杀其势，而其末流通之运道，以济、汶、泗之渴，使之散漫，纡回从容，达淮入海，不但漕运有裨，而陵寝亦无虞矣。
禹之治水，一意视水之所归而已，随山刊木，凿隧通道，惟使水得所之而止，无他顾虑也。白圭战国之时，各有分界，动起争端。能以邻国为壑，而邻国不知有水患，不可谓之非奇功也。至于今日，则上护陵寝，恐其满而溢；中护运道，恐其泄而于；下护城郭人民，恐其湮汨而生谤怨。水本东而抑使西，水本南而强使北。且一事未成，百议蜂起，小有利害，人言丛至，虽百神禹，其如河何哉？王敬美赠潘司空诗有云：“坚排众议难于水。”亦有激哉其言之也。
黄河行徙，似有神导之，有非人力所与者；然处置得宜，精诚所格，亦可转移。如汉武沉璧卒塞瓠子是也。万历间，以宝应湖之险，别开里湖以避之，既开而水不往注，如是者三年，一夜，闻风雨声甚厉，比晓视之，水已徙矣。
善治水者，就下之外，无它策也。但古之治水者，一意导水，视其势之所趋而引之耳。今之治水者，既惧伤田庐，又恐坏城郭；既恐妨运道，又恐惊陵寝；既恐延日月，又欲省金钱；甚至异地之官，竞护其界，异职之使，各争其利；议论无画一之条，利病无审酌之见；幸而苟且成功，足矣，欲保百年无事，安可得乎？当河决归德时，所害地方不多，时议皆欲勿塞，而相国沈公恐贻桑梓之患，故山东、河南二中丞议论不合，而廷推即以河南中丞总督河道，不使齐人有异议也。既开新河，而初开之处，深广如式，迤逦而南，反浅而狭，议者又私忧之：“下流反浅，何以能行？况所决河广八十余丈，而新开仅三十丈，势必不能容。泛溢之患，在所不免。”而一董役者，奏记督府：“若河流既回，势若雷霆，藉其自然之势以冲之，何患浅者之不深乎？”督府大以为然，遂下令放水。不知黄河浊流，下皆泥沙，流势稍缓，下已淤过半矣。一夕，水涨鱼台，单县、丰、沛之间，皆为鱼鳖。督府闻之，惊悸暴卒。此亦宋庆历间李仲昌之覆辙也。
治河犹御敌也，临机应变，岂可限以岁月？以赵营平老将灭一小羌，犹欲屯田持久，俟其自败。癸卯开河之役，聚三十州县正官于河雩，自秋徂冬，不得休息，每县发丁夫三千，月给其直二千余金，而里排亲戚之运粮行装不与焉。盖河滨薪草米麦一无所有，衣食之具皆自家中运致，两岸屯聚计三十余万人，秽气薰蒸，死者相枕藉，一丁死则行县补其缺，及春疫气复发，先后死者十余万。而河南界尤甚。役者度日如岁，安能复计久远？况监司催督严急，惟欲速成，宜其草菅民命，而迄无成功也。
舆地有南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