贪婪攻取,不顾德义,侵侮齐晋,专以夷狄为事,遂复为越所灭。越又不监之,其后复为楚所灭。楚又不监之,其后复为秦所灭。秦又不监之,其后复为汉所伐。恃强凌弱,与豺狼何以异乎?非所以谓中国义理之师也,宋之为国也,爵高而力卑者乎?盟不度德,会不量力,区区与诸侯并驱中原,耻居其后。其于伯也,不亦难乎?
周之同姓诸侯而克永世者,独有燕在焉。燕处北陆之地,去中原特远,苟不随韩、赵、魏、齐、楚较利刃,争虚名,则足以养德待时,观诸侯之变。秦虽虎狼,亦未易加害。延十五、六年后,天下事未可知也。中原之地方九千里,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。然而有祚长祚短地大地小者,攻守异故也。自三代以降,汉、唐为盛,秦界于周、汉之间矣。秦始盛于穆公,中于孝公,终于始皇。起于西夷,迁于岐山,徙于咸阳。兵渎宇内,血流天下,并吞四海,庚革古今。
虽不能比德三代,非晋、隋可同年而语也。其祚之不永,得非用法太酷,杀人之多乎?所以仲尼序《书》终于《秦誓》一事,其旨不亦远乎?
夫好生者生之徒也,好杀者死之徒也。周之好生也以义,汉之好生也亦以义。秦之好杀也以利,楚之好杀也亦以利。周之好生也以义,而汉且不及。秦之好杀也以利,而楚又过之。天之道,人之情,又奚择于周、秦、汉、楚哉?择乎善恶而已。是知善也者无敌于天下,而天下共善之。恶也者亦无敌于天下,而天下亦共恶之。天之道,人之情,又奚择于周、秦、汉、楚哉?择乎善恶而已。
昔者孔子语尧舜,则曰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;语汤武,则曰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。斯言可以该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。尧禅舜以德,舜禪禹以功。以德帝也,以功亦帝也。然而德下一等,则入于功矣。汤伐桀以放,武伐纣以杀。以放王也,以杀亦王也。然而放下一等,则入于杀矣。是知时有消长,事有因革,前圣后圣非出于一途哉。
天与人相为表里。天有阴阳,人有邪正。邪正之由,系乎上之所好也。上好德则民用正,上好佞则民用邪。邪正之由有自来矣。虽圣君在上,不能无小人,是难其为小人。虽庸君在上,不能无君子,是难其为君子。自古圣君之盛,未有如唐尧之世,君子何其多耶,时非无小人也,是难其为小人,故君子多也。所以虽有四凶,不能肆其恶。自古庸君之盛,未有如商纣之世,小人何其多耶,时非无君子也,是难其为君子,故小人多也。所以虽有三仁,不能遂其善。
是知君择臣臣择君者,是系乎人也;君得臣臣得君者,是非系乎人也,系乎天者也。
贤愚人之本性,利害民之常情。虞舜陶于河滨,傅说筑于岩下。天下皆知其贤,而百执事不为之举者,利害使之然也。吁,利害丛于中而矛戟森于外,又安知有虞舜之圣而傅说之贤哉?河滨非禅让之所,岩下非求相之方。昔也在亿万人之下,而今也在亿万人之上,相去一何远之甚也!然而必此云者,贵有名者也。
《易》曰:“坎,有孚维心,亨。行有尚。”中正行险,往且有功,虽危无咎,能自信故也。伊尹以之,是知古之人患名过实者有之矣。其间有幸与不幸者,虽圣人力有不及者矣。伊尹行冢宰,居责成之地。借使避放君之名,岂曰不忠乎?则天下之事去矣,又安能正嗣君,成终始之大忠者乎?吁,若委寄于匪人,三年之间其于嗣君何?则天下之事亦去矣。又安有伊尹也?“坎,有孚维心,亨”,不亦近之乎?
《易》曰:“由豫,大有得,勿疑朋盍簪。”刚健主豫,动而有应,群疑乃亡,能自强故也。周公以之,是知圣人不能使人无谤,能处谤者也。周公居总,已当任重之地。借使避灭亲之名,岂曰不孝乎?则天下之事去矣,又安能保嗣君,成终始之大孝乎?吁,若委寄于匪人,七年之间其于嗣君何?则天下之事亦去矣。又安有周公也?“由豫,大有得,勿疑朋盍簪”,不亦近之乎?
夫天下将治,则人必尚行也;天下将乱,则人必尚言也。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;尚言则诡谲之风行焉。天下将治,则人必尚义也;天下将乱,则人必尚利也。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;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。三王尚行者也,五伯尚言者也。尚行者必入于义也,尚言者必入于利也。义利之相去一何远之如是耶?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,行之于身不若尽之于心。言之于口,人得而闻之;行之于身,人得而见之;尽之于心,神得而知之。人之聪明犹不可欺,况神之聪明乎?
是知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,
左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