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逐三桓,而况其君?如使进乎“可与立”者,必须有此惊天动地一大段作为,而后许之曰“可与权”,亦岂垂世立教之道哉?浸假太甲贤而伊尹不放,则千古无一人一事为可与权者矣,其将进祭仲、霍光而许之乎?
若嫂溺手援,乃淳于髡草野鄙嫚之说,孟子姑就事之变者言之。自非豺狼,皆可信其必援。只是一时索性感怆做下来的,既非朱子“精微曲折,曲尽其宜”之义,而又岂圣贤胸中有此本领,以待嫂之溺,为反经而合道耶?
朱子云:“‘可与立,未可与权’,亦是甚不得已,方说此话。”使然,则独伊、周为当有权,而尧、禹为无权乎?孟子讥“执中无权”,初不论得已、不得已。易称“精义入神,利用安身”,则虽履平世,居尊位,行所得为,亦必于既立之余,加此一段心德。而况此但言学者进德之序,初未尝有不得已之时势,若或迫之者。
故唯程子之言为最深密。程子云“圣人则不以权衡而知轻重矣,圣人则是权衡也”,显此为“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之妙。权之定轻重,犹矩之定句股;而权之随在得平,无所限量,尤精于矩;则必从欲不逾矩,而后即心即权,为“可与权”也。如乡党一篇,无不见圣人之权。若一往自立,则冉有、子贡侍于夫子而“侃侃如也”,夫岂不正,乃以准之于轻重,固已失伦。自非圣人盛德积中,大用时出,其孰能必施之下大夫而不爽哉?
万事交于身,万理交于事,事与物之轻重无常,待审于权者正等。目前天理烂漫,人事推移,即在和乐安平之中,而已不胜其繁杂,奚待不得已之时,而后需权耶?
况圣贤之权,正在制治未乱上,用其聪明睿知、神武不杀之功。若到不得已临头,却只守正。舜之“夔夔齐栗”,周公之云“我之弗辟,我无以告我先王”,知勇不登,而唯仁可以自靖。故诗云“公孙硕肤,赤舄几几”,言不改其恒也。若张良之辟谷,郭子仪之奢侈,圣贤胸中原无此学术,而况祭仲、霍光之所为哉?
圣贤之权,每用之常而不用之变。桐宫一节,亦未免夹杂英雄气在。孟子有英气,故尔针芥而推之为圣。论语称夷、惠而不及伊尹,圣人之情可见矣。
易云“巽以行权”,巽,入也,谓以巽入之德,极深研几而权乃定也。如风达物,无微不彻,和顺于义理而发其光辉,焉有不得已而反经以行者乎?故权之义,自当以程子为正。
一四
天下无一定之轻重,而有一定之权。若因轻重之不同而辄易焉,则不足以为权矣。大而钧石,小而铢絫,止用其常而无不定,此乃天理自然恰当之用。若云不得已而用权,则执秤称物者,皆日行于不得已之涂矣,而岂其然哉!
乡党篇
一
说圣人言语容色皆中礼处,唯朱子及庆源之论得之。龟山下语,极乎高玄,亦向虚空打之绕耳。孟子曰“动容周旋中礼者,盛德之至也”,盖“小德川流,大德敦化”之谓。德盛而至,无所不用其极,如日月之明,容光必照。固不可云日月之明,察察然入一隙而施其照;而亦不可谓高悬于天,不施一照,而容光自曜也。
庆源“细密近实”四字,道得圣人全体大用正著。其云“实”者,即朱子“身上迸出来”之意;其云“密”者,即朱子“做得甚分晓”之意。
学者切忌将圣人作一了百了理会。中庸说“聪明睿知”,必兼“宽裕温柔”等十六种天德,方见天下之理皆诚,而至圣之心无不诚。密斯实,实斯诚也。
一了百了,唯释氏作此言。只一时大彻大悟,向后便作一条白练去,磕著撞著,无非妙道。所以他到烂漫时,便道“事事无碍”,即其所甚戒之淫杀酒肉,而亦有公然为之者。其端既乱,委自不清。细究其说,亦惠子尺棰之旨尔。只此便终日用之而不穷,故其言曰“ 元来黄檗佛法无多子”。
圣贤天德王道,一诚而为物之终始者,何尝如是!使盛德在中,而动容周旋,自然不劳而咸宜于外,则乡党一篇,直是仙人手中扇,不消如此说得委悉矣。孔门诸弟子,为万世学圣者如此留心写出,乃舍此而欲求之自然,求之玄妙,亦大负昔人苦心矣。易谓“天地不与圣人同忧”,又云“天地设位,圣人成能”,那有拈槌竖拂、大用应机、如如不动一种狂邪见解!龟山早已中其毒而不自知矣。
圣人只是一实,亦只是一密;于义但精,于仁但熟,到用时,须与他一段亹亹勉勉在。且如“色恶不食,臭恶不食”,而藉云自然,非出有心,则天下之好洁而择食者,亦自然不食,而非有所勉。正当于此处,拣取分别。故知说玄说妙者,反堕浅陋。如佛氏说清净,说极乐,到底不过一莲花心、金银楼阁而已。故吾愿言圣人者,勿拾彼之唾余也。
二
“使摈”“执圭”两条,晁氏以孔子仕鲁四年之内无列国之交,疑非孔子已然之事,但尝言其礼如此。晁氏所据,春秋之所书耳。乃春秋之纪邦交,非君与贵大夫,不登于史册。以孔子之位言之,固不可据春秋为证。
乃双峰因晁氏十三年适齐之讹,以折晁说,亦未足以折晁之非。双峰云:“夫子摈聘时,弟子随从,见而记之。”乃令孔子衔命出使,则所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