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究竟地位。今日之化,无缺无滞者,为已得。明日之化,方来未兆者,为其未得。观天之必有未得,则圣人之必有未得,不足为疑矣。大纲说来,夫子“十五志学”一章,以自显其渐进之功。若密而求之,则夫子之益得其未得者,日日新而不已,岂一有成型,而终身不舍乎?
朱子云“直做到底”,“底”字亦无究竟处。有所究竟则执一,执一则贼道,释氏所谓“末后句”者是也。观之于天,其有一成之日月寒暑,建立已定,终古而用其故物哉?
小注中有“圣人未必有未得,且如此说”之言,必朱子因拙人认定有一件事全不解了之为未得,故为此权词以应之;后人不审,漫然录之,遂成大妄。
九
集注“气质清明,义理昭著”,是两分语。“气质清明”以人言,“义理昭著”以理言。非“气质清明”者,则虽义理之昭著而不能知;然非义理之昭著者,则虽“气质清明” ,而亦未必其知之也。缘朱子看得此一“者”字活,大概不指人而言,与下句“者”字一例。岂“好古敏以求之”,为夫子之自言,而亦以人言之乎?
“义理昭著”四字,较和靖说更密。庆源、双峰只会得和靖说,不曾会得朱子说。但言义理,则对事物而言之。既云义理之昭著,则自昭著以外,虽未及于事物之蕃变,而亦有非生所能知者矣,故朱子云“圣人看得地步阔”。
总在说知处不同。精义入神,圣人方自信曰知。如生而知孝,自与不知孝者不同,乃中心爱敬,即可自喻,而事亲之际,不但礼文之繁,即其恰得乎心而应乎理,以为天明地察之本者,自非敏求于古而不得,矧在仁义中正之缊藏乎?
圣人于此,业以生知自命,而见夫生知者,生之所知,固不足以企及乎己之所知,若曰“我非但生知,而所求有进焉者”,特其语气从容,非浅人之所测耳。徇齐、敦敏之说,见于稗官,与释氏堕地七步之邪词,同其诞妄。乃疑古今有生而即圣之人,亦陋矣夫!
十
圣人从不作一戏语。如云不善亦师,为谑而已。以此求之,集注未免有疵在。老子曰 “善人,不善人之师;不善人,善人之资”,是很毒语。将谓纣为武王之资,杨、墨为孟子之资,利人之不善,而己之功资以成,道资以伸!若此,既非君子之存心;乃老子且仅曰“ 资”,而夫子顾以反其道而用之者为“师”邪?
“其不善者而改”,是补出“择”字余意,师则但云“从之”者,所以云“三人”而不云“二人”。彼两人者均善,必有一尤善者,均不善,必有差善者,即我师也。且其人业与我而并行,亦既非绝不相伦之人矣。故以善为师,则得师矣;不善而改,则不妄师矣。人苟知择,岂患无师哉?
一一
夫子将善人、有恒作一类说。南轩云“善人、有恒,以质言”,此处极难看得合。若如曾氏所云“善人明乎善者,有恒虽未明乎善,亦必有一节终身不易”,则相去远矣。
此二种人全、欠、大、小之异致,而一皆率任其所本明,非有能明、不能明之别也。有恒者,无处则是无,有处则恒有,虚约则只是虚约,盈则恒盈,泰则恒泰;于其所无、所虚、所约,固不袭取而冒居之,然亦不能扩充以求益也;特以其不冒居之故,则求益也有端矣。若善人之别于有恒者,大概与理相得,求所谓无、虚、约者已鲜;而所有、所盈、所泰,未能精其义而利其用,便亦任其自然,条条达达,如此做去;其不能造其极而会其通者,亦与有恒之不能扩充以求益,同之为未学也。
质之美者,不求扩充,则必能恒;若求扩充,则反有杌木圼窒碍,思为变通,而或不能恒矣。此有恒之进机也。又其上者,任其自然,则所为皆可,欲繇是而求精其义而利其用,则初几反滞,辙迹不熟,而未必即能尽善矣。此善人之进机也。
善人大而不切,有恒既不能大,而亦未必其能切。大抵皆气壹动志,只如此做去,更无商量回护,其为全为欠,则天定之矣。若不能大而已切,则君子也,志为主而气为辅者也。于此辨之,乃知君子、善人、有恒之同异。
一二
善人亦是有恒。他所为皆善,如何不恒?有所不恒,则有所不善矣。但恒而曰“有” ,自是在一节上说。若凡有皆恒,即不可名之为有恒。总之,有恒得善人之一体,君子具圣人之体而微者也。如此类,须分别看。倘以一例求之,而云有恒笃实,而善人近于虚,则不足以为善人;圣人全而君子偏,则不足以为君子矣。
一三
南轩说梁武、商纣同咈天理,可谓正大精严之论。南轩于此等处,看得源流清白。其论酒诰篇文字,极为朱子推服。古今儒者,能如此深切斩截者,盖亦鲜矣。
然劈头说个“圣人之心,天地生物之心”,安在此处,却不恰好。圣人于此,却是裁成辅相,顺天理之当然,何曾兜揽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?若方钓弋时,以生物之心为心,则必并钓弋而废之矣。
圣人只是圣人,天地只是天地。中庸说“配天”,如妇配夫,固不纯用夫道。其云“ 浩浩其天”,则亦就知化之所涵喻者言尔。无端将圣人体用,一并与天地合符,此佛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