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而已矣。”
外本内末,争民施夺,是故财聚则民散,财散则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,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。
朱熹曰:“人君以德为外,以财为内,则是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。盖财者人之所同欲,不能絜矩而欲专之,则民亦起而争夺矣。外本内末故财聚,争民施夺故民散,反是则有德而有人矣。悖,逆也。此以言之出入明货之出入也。”熹又曰:“有德而有人有土,则因天分地,不患乎无财用矣。然不知本末而无絜矩之心,则未有不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者也。《易大传》曰‘何以聚人曰财’,《春秋外传》曰‘王人者将以导利而布之上下’者也,故财聚于上则民散于下矣,财散于下则民归于上矣。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,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,郑氏以为君有逆命则民有逆辞,上贪于利则下人侵畔,得其旨矣。”
臣按:财者人之所同欲也,土地所生止于此数,不在上则在下,非但上之人好而欲取之,而下之人亦恶人之取之而不欲与也。人心好利无有纪极,苟非在上者先谨其德,知义之可重而财利之轻,其不至专民之利而劫夺之也几希。今焉惟德之是谨,兢兢焉以自守,业业焉以自持,知财利吾所好也而民亦好之,吾之欲取之心是即民之不欲与之心,不得已而取之,所取者皆合乎天理之公而不咈乎人情之欲,如是而取之则入之既以其义而出之也亦必以其道矣。如是,则是能与民同好恶而以民心为己心,所谓絜矩之道而治平之要不外是矣。
生财有大道,生之者众,食之者寡,为之者疾,用之者舒,则财恒足矣。
吕大临曰:“国无游民则生者众矣,朝无幸位则食者寡矣,不夺农时则为之疾矣,量入为出则用之舒矣。”
朱熹曰:“此因有土有财而言,以明足国之道在乎务本而节用。”又曰:“《洪范》八政食、货为先,子贡问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为首,盖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无者,圣人岂轻之哉?特以为国者以利为利,则必至于剥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祸,故深言其害以为戒耳。至于崇本节用,有国之常政,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则固未尝废也,吕氏之说得其旨矣。有子曰‘百姓足君孰与不足’,孟子曰‘无政事则财用不足’,正此意也。然孟子所谓政事,则所以告齐梁之君使之制民之产者是已,岂若后世头会箕敛、厉民自养之云哉?”
臣按:金履祥谓《大学》通章以货财为戒,而此以生财为言,何也?盖财用国之常经,不可一日无者,苟徒禁其为聚财之政而不示之以生财之端,则异时国用不给,终不免横取诸民,则是以理财为讳者乃所以为聚财之张本也。所谓生财者必有因天分地之源,所谓有道者必非管商功利之术,而究其所以为生财之道者,则生者众食者寡、为者疾用者舒而已。天地间自有无穷之利,有国家者亦本有无穷之财,但勤者得之、怠者失之,俭者裕之、奢者耗之。履祥谓《大学》此四语万世理财之大法,臣窃以为履祥所谓勤、俭、怠、奢之四言是又万世理财之节度也。
仁者以财发(犹起也)身,不仁者以身发财,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,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,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。
朱熹曰:“仁者散财以得民,不仁者亡身以殖货,上好仁以爱其下则下好义以忠其上,所以事必有终而府库之财无悖出之患也。”又曰:“仁者不私其有,故财散民聚而身尊;不仁者惟利是图,故捐身贾祸以崇货也。然亦即财货而以其效言之尔,非谓仁者真有以财发身之意也。夫上好仁则下好义矣,下好义则事有终矣,事有终则为君者安富尊荣而府库之财可长保矣,此以财发身之效也。上不好仁则下不好义,下不好义则其事不终,是将为天下翙之不暇,而况府库之财又岂得为吾之财乎?若商纣以自焚而起钜桥、鹿台之财,德宗以出走而丰琼林、大盈之积,皆以身发财之效也。”
孟献子曰:“与其有聚敛之臣,宁有盗臣。”此谓国不以利为利,以义为利也。
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(言由小人导之也),彼为善(善字上疑有不字)之小人之使为国家,菑害并至,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,此谓国不以利为利,以义为利也。
朱熹曰:“聚敛之臣剥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,盗臣窃君之府库以自私而祸不及下,仁者之心至诚恻怛,宁亡己之财而不忍伤民之力,所以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,亦絜矩之义也。”又曰:“此言菑害并至,无如之何,何也?曰:怨己结于民心,则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。圣贤深探其实而极言之,欲人有以审于未然而不为,无及于事之悔也。以此为防人,犹有用桑弘羊、孔仅、宇文融、杨慎矜、陈京、裴延龄之徒以败其国者,故陆宣公之言曰:‘民者邦之本,财者民之心,其心伤则其本伤,其本伤则枝干凋瘁而根柢蹶拔矣。’吕正献公之言曰:‘小人聚敛以佐人主之欲,人主不悟,以为有利于国而不知其终为害也,赏其纳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,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归于上也。’若二公之言可谓深得此章之指者矣,有国家者可不监哉?真德秀曰:‘近世所谓善理财者何其懵此也?元元已病而科敛日兴,不知皮将尽而毛无所傅也;出新巧以笼愚民,苟邀倍称之入,不知朝四暮三之无益也。孟子曰:我能为君充府库,今之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