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,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。”
文帝又诏皇后亲桑以奉祭服,为天下先。
景帝后二年,诏曰:“雕文刻镂,伤农事者也;锦绣纂组,害女红(工也)者也。农事伤则饥之本也,女红害则寒之原也,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,寡矣。朕亲耕、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、祭服,为天下先,不受献,减大官,省繇赋,欲天下务农蚕,素有畜积以备灾害。”
臣按:成周之后,最重农者莫如汉,文、景二帝尤惓惓焉,非徒有是虚文也,而减租之诏岁下,虽以武帝之穷奢好武,下至舟车皆有算,而于田租则未尝有加焉,兹则所谓诚于悯农之实惠也。自是而后,君非不耕藉田,后非不亲蚕,非不下悯农之诏,非不敕守令以劝相,然皆尚虚文而已,非实惠也,是故农不必劝也,能无扰之足矣。善乎,柳宗元之言曰:“长人者好烦其令,若甚怜焉而卒以祸,旦暮吏来而呼曰:官命促尔耕、勖尔植、督尔获。蚤缲而绪,蚤织而缕,字而幼孩,遂而鸡豚,鸣鼓而聚之,击木而召之,小人辍飧饔以劳,吏者且不得暇,又何以蕃其生而安其性耶?臣愿仁圣在上,思王业之所本,念小人之所依,禁游惰则为之者众,省繇役则不夺其时,减租赋则不罄所有,是虽不下悯农之诏而人皆知其有悯念之心,不设劝农之官而人皆受其劝相之惠,田里小民不胜多幸。”
晁错言于文帝曰:“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,非能耕而食之、织而衣之也,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民贫则奸邪生,贫生于不足,不足生于不农,不农则不地著,不地著则离乡轻家,民如鸟兽,虽有高城深池、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。民者在上所以牧之,趋利如水走下四方,亡择也。夫珠玉、金银,饥不可食,寒不可衣,然而众贵之者,以上用之故也。粟米、布帛生于地、长于时、聚于力,非可一日成也,一日弗得则饥寒至,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”
又曰:“方今之务,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在于贵粟,粟者,王者大用、政之本务。”
臣按:晁错以此告于文帝,欲其为民开资财之道,所以开之之要在于务民于农桑,薄赋敛、广蓄积以实仓廪、备水旱而已。而其末又言“方今之务,莫若使民务农。务农在于贵粟,粟者,王者大用、政之本务”,人君诚贵五谷而贱金玉,民知人君所贵在此,则咸知所贵重矣。九重之上诚躬行节俭而捐弃金玉,切切焉劝农桑、抑末作,则天下之民咸趋于南亩而惟农之是务矣。
景帝后三年,诏曰:“农,天下之本也。黄金、珠玉,饥不可食,寒不可衣,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。间岁或不登,意为末者众,农民寡也。其令郡国务劝农桑,益种树,可得衣食物,吏发民若取庸(取其资以雇庸)采黄金、珠玉者,坐赃为盗,二千石听者与同罪。”
臣按:“农,天下之本也”之一言者,文帝之诏凡三见焉,而景帝、武帝亦皆以是言冠于诏之先,汉人去古未远,犹知所重也。后世往往重珠玉而轻谷粟,是不知所重也。景帝此诏令郡国务劝农桑、益种树,可得衣食物,其知所重矣乎。
以上论重民之事
▲宽民之力
《易兑》之彖曰:说以先民,民忘其劳;说以犯难,民忘其死。说之大,民劝矣哉。
程颐曰:“君子之道其说于民,如天地之施,感于其心而说服无斁,故以之先民则民心说随而忘其劳,率之以犯难则民心说服于义而不恤其死。说道之大,民莫不知劝,劝谓信之而勉力顺从人君之道。以人心说服为本,故圣人赞其大。”
臣按:此《兑》卦之彖辞。兑之义,说也。兑上为君,兑下为民,有君、民相说之象。人君之用民力必以说服为本,有事而欲与民趋之,则思曰此民所说乎不说乎?苟民心说也则先以趋之,则民知上之劳我所以逸我也,咸忘其为劳矣;有难而欲与民犯之,则民知上之死我所以生我也,咸忘其为死矣。人君之欲用民力,察夫事之理而得其正,体夫民之心而同其欲,必为天下而不为一家,必为众人而不为一己,然后为之则民无不劝勉顺从者矣。
《节》之彖曰:节以制度,不伤财不害民。
程颐曰:“圣人立制度以为节,故能不伤财害民。人欲之无穷也,苟非节以制度,则侈肆至于伤财、害民矣。”
臣按:此《节》卦之彖。节之为言有限而止也,为卦下兑上坎,泽上有水,其容有限,故为节。圣人体节之义则立为制度,量入为出,无过取,无泛用,宁损己而益人,不厉民以适己,则必不至于伤财,不伤财则不至于害民矣。
《诗灵台》之一章曰:经始灵台,经之营之。庶民攻之,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,庶民子来。
朱熹曰:“国之有台,所以望氛祲、察灾祥、时观游、节劳佚也。文王之台,方其经度营表之际而庶民已来作之,所以不终日而成也。虽文王心恐烦民,戒令勿亟而民心乐之,如子趋父事,不召自来也。孟子曰:‘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,而民欢乐之,谓其台曰灵台,谓其沼曰灵沼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臣按:人君之用民力以兴土木之工,必若文王之作灵台将以望氛祲、察灾祥、时观游、节劳佚然后为之,是其所以为此台者非专以适己,盖不得已、不得不为者也。故其虽用民力,民反欢乐之,若秦之阿房、汉之长杨、五柞则是劳民以奉己也,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