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无不健矣，以刚为体、以健为用事之行也，必由乎中事之立也，必本乎正心，心在焉事事而思之极深，研几而必求至乎精义入神之地，则七德备乎己，而凡所谓元亨利贞之四德修之而为德行，发之而为德业，何者而非乾德之流行者乎？
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天且弗违，而况于人乎，况于鬼神乎？
程颐曰：“大人与天地日月、四时鬼神合者，合乎道也。天地者道也，鬼神者造化之迹也，圣人先于天而天同之，后于天而能顺天者，合于道而已，合于道则人与鬼神岂能违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大人即释爻辞所利见之大人也，有是德而当其位，乃可以当之。人与天地、鬼神本无二理，特蔽于有我之私，是以梏于形体而不能相通。大人无私，以道为体会，何彼此先后之可言哉？先天不违，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；后天奉天，谓知理如是，奉而行之。”
臣按：上天下地而圣人居乎其中，日月之代明、四时之错行、鬼神之显微，圣人无一而不与之合焉。所谓合者，岂区区然以效法比并之哉？盖圣人居天位，备天德，心与天通，道与天契，一念合天，何往不济，况地者天之对而日月为天地之精华，四时为天地之运动，鬼神又天地之功用者哉。其大者既合，则其他无不合矣。天既合矣，是以心神运动，天人合同，视于无形，听于无声，先天之意而有所为，非有意于求天之从而天自不能以违我也。承天之意与时偕行，因其时序之常而制为时措之宜，无非以奉乎天而已，是则先于天而天不违我，后乎天而我不逆天，自非圣人德合乎天，何以能先后于天而相与之和同也哉？然则未至于大人之地而居大人之位者，何以致其力哉？亦曰公而已矣。朱子所谓“蔽于有我之私，梏于形体而不能相通”则非公矣。天者公而已，圣人无私，亦天也，此其所以与天合与，既公矣又何加焉？曰敬。既敬矣又何加焉？曰勤。公以主之，敬以持之，勤以行之，则吾心与天心合而不梏于形体之私，而与之相通矣，故《易》之象曰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自强不息，勤之谓也。
《观》之彖曰：大观在上，顺而巽，中正以观天下。“观，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”，下观而化也。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，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。
程颐曰：“五居尊位，以刚阳中正之德为下所观，其德甚大，故曰‘大观在上’。下坤而上巽，是能顺而巽也。五居中正以巽顺中正之德，为观于天下也。为观之道严敬如始盥之时，则下民至诚瞻仰而从化也。不荐，谓不使诚意少散也。天道至神，故曰神道。观天之运行四时，无所差忒，则见其神妙，圣人见天道之神，体神道以设教，故天下莫不服也。夫天道至神，故运行四时、化育万物无有差忒，至神之道莫可名言，唯圣人默契，体其妙用，设为政教，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，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，自然仰观而戴服，故曰‘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’。”
臣按：《易》所谓“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”，盖以圣人之政教必体天道之妙用，而施之于民亦如天之运行四时，无有差忒，神而莫可名言尔。后世虚诞之君、谀佞之臣，故为怪诞虚幻之事，托鬼神以眩惑愚民，而谓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也，乃至假河图、洛书以文其奸。呜呼，臣之诞将以求富贵，虽欺诳其君而不顾也；君之诞将以求福寿，虽矫诬天帝而不忌也。吁，君固不可欺也，天其可诬乎！
《贲》之彖曰：观乎天文以察时，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
程颐曰：“天文，天之理也。人文，人之道也。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、寒暑阴阳之代变，观其运行以察其四时之迁改也。人文，天理之伦序，观人文以教化天下，天下成其礼俗，乃圣人用《贲》之道也。”
胡允曰：“圣人南面而立，视昏旦之星、日月之次以知四时寒暑之变，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之文则导以礼乐，风以《诗》《书》，彰以车服，辨以采章，而化成于天下。”
臣按：先儒言化谓旧者化新，成谓久而成俗。夫人君之为治，期于化成天下，必欲旧染之俗皆变而新，已化之俗皆成而久，其道何由？亦惟用乎人文而已。盖盈天地间皆人也，人人皆有彝伦次序、尊卑上下、亲疏远近，等级分明，名分整比，情意周流，灿然文采有可观者，是谓之人文。因其人有是文为之品节焉，为之制度焉，为之威仪焉，为之采章焉，为之典礼焉，为之车服焉，为之经籍焉，为之声音文字焉，以是而化天下之人，则使之皆成夫文明之俗。圣人用《贲》之道如此，岂非为治之要道哉？
《恒》之彖曰：“恒，亨，无咎，利贞”，久于其道也。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，“利有攸往”，终则有始也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，四时变化而能久成，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，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
程颐曰：“《恒》之道可致亨而无过咎，但所恒宜得其正，失正则非可恒之道也，故曰久于其道。其道，可恒之正道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