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将南寇舒庐，北侵沂海，破沭阳、下蔡、乌江、巢县，攻陷滁州，大掠泗州。勋自谓无敌于天下，作露布散示诸寨，乘胜围寿州，掠诸道贡献商货。既而诸道兵大集于宋州，勋始惧，应募者益少，勋乃驱人为兵，敛富室及商旅财，十取七八，杀崔彦曾，自称天册将军。勋自九年七月作乱，至明年八月始为官军所平。
胡寅曰：“何以聚人曰财，故省费节用，恐穷竭而召祸也。民无信不立，故明约慎令，恐欺诈而人携也。徐卒所以叛者，为崔彦曾失信而已，彦曾所以失信者，为军帑空虚而已，自宣宗末年诸镇相继逐帅而叛，言事者以谓藩镇减削衣粮以充贡献之所致，况懿宗穷奢极侈，所费不赀，则敛财之方必又多，岐州府调度仅足自给，一有变故无以应之，如徐州是也，然则俭与信，岂非为国之急务乎？”
臣按：唐末之乱始此。宋祁曰：“《易》云‘丧牛于易’，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虏，而不知患生于无备。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，《易》之意深矣。后世人主宜鉴前代之所以亡而兢兢于今日，省费节用以足国之用，明约慎令以孚人之心，而毋驯致于唐人桂林之乱也哉。”
僖宗时，政在臣下，南衙（宰相）北司（宦官）互相矛盾，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，用兵不息，赋敛愈急，关东连年水旱，州县不以实闻，上下相蒙，百姓流殍，无所控诉，相聚为盗，所在蜂起，州县兵少，加以承平日久，人不习战，每与盗遇官军多败。乾符元年，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，明年宛朐人黄巢亦聚众数千应仙芝，巢少与仙芝俱以贩私盐为事，巢善骑射，喜任侠，粗涉书传，屡举进士不第，遂为盗。与仙芝攻剽州县，横行山东，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，数月之间，众至数万。
范祖禹曰：“自古贼盗之起、国家之败，未有不由暴赋重敛，而民之失职者众也。唐之季世，政出阉尹，不惟赋敛割剥，复贩鬻百物，尽夺民利，故有私盐之盗，使民无衣食之资，欲不亡其可得乎？”
臣按：天地生人，其蚩而蠢者为民，其秀而黠者为士，所业不同而各求以资所生者则同也。是以国家盛时，仕路通而聚敛之政不行，士有士之业、民有民之产，有以自生，故视死为重，不敢轻其生，恐或致于死地也，故盗贼不兴、祸乱不作。当唐之世，使黄巢一举而第进士，或于进士科外别有进身之途，则巢不贩私盐矣。使盐而无禁，则巢必终身业之盐，虽有禁而无大罪，巢必不改业而为盗矣。使当时民生有恒业，官司无厚敛而民皆有仰事俯育之资，巢虽为盗，不过为椎埋劫掠之雄尔，岂能旬月之间众至数万而横行于天下，逐天子而犯宫阙乎？是故明圣之主必多方以取士，不尽利以遗民。
广明元年，黄巢陷东都，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。巢入城劳问，闾里晏然。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，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，赂宦官窜名军籍，厚得廪赐，但华衣怒（鞭之以发其怒而疾驰也）马，凭势使气，未尝更战陈，闻当出征，父子聚泣，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，往往不能操兵。承范等至潼关，搜菁中得村民百许，使运石汲水为守御之备，与齐克让军皆绝粮，士莫有斗志，巢至，举声大呼，声振河华，士卒饥甚，遂烧营而溃。贼自潼关入长安，称齐帝，改元金统。
臣按：黄巢入潼关时，唐之兵粮皆无有也。呜呼，尚何以为国哉？夫巢以一介小民，攘臂一呼，众至数十万，而堂堂朝廷乃至寇临国门，曾无数百可以御敌之兵，曾无数月可以给军之饷，不知平日举朝之间，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干何事，舟车所以日辇月运者其物安在虽曰承平日久，储备废弛，然自仙芝乱起至是亦七期矣，帝虽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无一人言及之，一时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门，纵不为国计，独不为身家计乎？盍思曰贼若入关，我用何人御之？今日禁卒皆街市小人，安能御寇？纵使有人，又于何处得军饷乎？贼至潼关无备，必长驱入京师，天子必出走，我一人随行而家属将置于何所乎？呜呼，后世人主观史至此，必反思于心，而思所以谨身节用、信任君子而疏斥嬖近，毋使国家一旦驯致于此无可奈何之地，则永无祸患而常享安乐矣。
中和三年，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多遣人历县镇事，所至多所求取。有二人过资阳镇，独无所求，镇将谢宏让邀之不至，自疑有罪，亡入群盗中，捕盗使杨迁诱宏让出首而执以送使，云讨击禽获以求功，敬瑄不之问杀之，备极惨酷，见者冤之。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，避杖亡命，杨迁复诱之，能方出，闻宏让之冤，遂大骂杨迁去而发愤为盗，驱良民不从者举家杀之，逾月众至万人，立部伍，署职役，横行邛雅二州间，攻陷城邑，所过涂地。先是蜀中少盗贼，自是纷纷竞起。
臣按：盗寇之生发固有民穷而为之者，亦有官吏将激发而致之者焉，此又不可不知。
周世宗时，窦俨上疏：“请令盗贼自相纠告，以其所告资产之半赏之，或亲戚为之首则论其徒侣而赦其所首者，如此，则盗不能聚矣。又新郑乡村团为义营，各立将佐，一户为盗累其一村，一户被盗累其一将，每有盗发则鸣鼓举火，丁壮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