谓自第二表前第至第三表也。又三鼓而车驰徒走，及表乃止，谓自第三表前至四表也。鼓戒，谓戒攻敌也。每鼓一阕则车一转、徒一刺，至三而止，象敌服矣。鸣铙且却，谓军退则卒长鸣铙以和众鼓。及表乃止，谓自前表至后表而止也。”
臣按：《周礼》四时皆教阅而名各不同，春曰振旅，振之为言收也，以冬方大阅，春则农务方殷，故收其众也；夏气炎燠，万物告成，故以茇止为名而教之以夜战之事；秋气肃杀，故以治兵为教而教之以昼战之法；冬则农事已隙则通以三时之教而并举焉，故谓之大阅也。国家大事在戎，而国之安危、下之生死所系，当承平之时而习战陈之法，异时有事驱之以临战陈、冒锋镝，将可以全胜，卒可以全生，而国亦由之以全安焉。然所以教之者，欲其有所辨也，辨之于豫则兵知将意欲有所谋为，不待言语告诏，晓然自喻于耳目之间，耳目有所见闻则心运于中而手足应于外，凡士卒坐作、进退、迟速、开合之数皆将意之所欲为者也。如此，是惟不战，战无不胜矣。《周礼》振旅所辨者在鼓、铎、镯、铙，茇舍所辨者在号名，治兵所辨者在旗物，至于大阅则兼辨夫是三者焉。三者行师布陈缺一不可，三时则各专习其一，冬阅则兼用其三，专之欲其精熟，合之欲其贯通，是知先王教战之法虽多端，而其要不外乎辨而已矣。夫战非一人可为，亦非一日可了，人多则难齐，必欲齐之，不能人人以戒之，不可事事以教之，故有金鼓之声，声有不同则事亦随异，有旗物之节，节有异形则事亦随别，苟非早有以辨之，乃至临期而示之，必不能尽记也；日多则难防，必欲防之，昼有昼之事，夜有夜之事，昼则为旗物之号，使之视龙、虎、鸟、龟之像而知所向，夜则为名号之别，使之闻门名、县鄙之名而契于心，苟非早有以辨之，乃至临期而示之，必不能遽晓也。夫三时各辨一物，则习之熟而谕之深矣，苟非合三者而并阅焉，又安能通融而尽其用哉？此岁终所以必有大阅之教也。惟今朝廷教战之法，月凡三次，操练非严寒、盛暑不息，比周人之教阅止于四时尤为数矣，但所以立为之法者未必详尽，而所以奉行之者多不尽心，臣愿特敕有司集会文武大臣典司政本及知兵法者，斟酌古今事宜，立为定制，颁之将领，俾其按此教习，每岁仲冬车驾亲临大阅之而施赏罚之典焉，如此，则列屯坐食者皆精兵，而用之天下无敌矣。
《诗序》：《车攻》，宣王复古也。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，复文武之境土，修车马、备器械，复会诸侯于东都，因田猎而选车徒焉。
朱熹曰：“先王之田，因此见车马之盛、纪律之严，所以为中兴之势者在此，其所谓田者异乎寻常之田矣。”
臣按：古人多因田猎以讲武事，其所以为田者非荒于禽也。是时周室中微，狁内侵，逼近京邑，宣王即位，北伐南征以成中兴之功，《诗序》所谓“复文武之境土”者此也，东都之会久缺，田猎之礼不讲，于是修车马、备器械，复会诸侯，因田猎以选车徒，盖借蒐狩以讲武事，以益严其内修外攘之治焉耳，非专为禽也。
《吉日》，美宣王田也。朱熹曰：“此亦宣王之诗。”
吕祖谦曰：“《车攻》《吉日》所以为复古者何也？盖蒐狩之礼可以见王赋之复焉，可以见军实之盛焉，可以见师律之严焉，可以见上下之情焉，可以见综理之周焉，欲明文武之功业者，此亦足以观矣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宣王所以复文武功业者，固不止于二诗所言蒐狩之事，然即二诗而观之，则其车马徒御之所出可见王赋之复也，旌旄车旆之备、决拾弓矢之精可见军实之盛也，选徒则嚣嚣、徒御则不惊，行者有闻而无声，又可见师律之严也，会同有绎而助我举｛此手｝（积禽也），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，又可见上下之情也，将用马力而既伯既祷，颁禽之均而大庖不盈，又见其综细之周密，盖一事之间而五美具焉，即此推之，则其余可知矣。
《春秋》：桓公四年春正月，狩于郎。
胡安国曰：“戎祀国之大事，狩所以讲大事也，用兵以训军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，取物以祭宗庙所以示之孝而顺天下，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，中夏教茇舍遂以苗，中秋教治兵遂以狝，中冬教大阅遂以狩。然不时则伤农、不地则害物，田狩之地如郑有原圃、秦有具囿，皆常所也，违其常所，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，则将闻车马之音、见羽旄之美，举疾首蹙頞而相告，可不谨乎。”
臣按：先王之田，因猎以讲武事，所谓安不忘危、治不忘乱也。必有一定之所，必有一定之时，不伤乎农，不害乎物，所以习驰驱之节、试击射之艺，盖非所谓外作禽荒从兽无厌者也。我朝都城西南有海子，即古原圃、具囿之类，每岁仲冬以后，车驾亲临校猎，即古人遗制也。
桓公六年秋八月，大阅。
何休曰：“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，故比年简徒谓之蒐，三年简车谓之大阅，五年大简车徒谓之大蒐，存不忘亡、安不忘危。”
程颐曰：“为国之道，武备不可废，必于农隙讲肄，保民守国之道也。无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