识而拔之,其不以远而遗、不以贱而弃、不以仇而疏、不以罪而废,是故管仲射钩,齐桓任之以伯,孟明三败,秦穆赦之以胜,穰苴拔于寒微,吴起用于羁旅,乐毅之疏贱,孙武之瓦合,韩信之怯懦,黥布之徒隶,卫青人奴,去病假子,孔明不亲戎服,杜预不便鞍马,邓艾以参军平蜀,李靖用于罪累,李杰收于降附,是岂以形貌、阀阅计其间哉?
错又言曰:“器械不利,以其卒予敌也;卒不可用,以其将予敌也;将不知兵,以其主予敌也;君不择将,以其国予敌也,四者兵之至要也。”
臣按:错谓器械利、卒可用、将知兵、君择将四者为兵之至要,臣愚以为,四要之中而君择将一者尤为四要中之至要者焉。盖将得其人,则士卒用命而器械无有不精利者矣,夫以有能之将统用命之卒、用精利之器,则兵威振、国势强而四夷服矣。
光武敕冯异曰:“三辅遭王莽、更始之乱,重以赤眉、延岑之酷,元元涂炭,无所依诉。今之征伐,非必略地屠城,要在平定安集之耳。诸将非不健斗,然好虏掠,卿本能御吏士,念自修敕,无为郡县所若。”
臣按:光武所谓“征伐非必掠地屠城,要在平定安集之耳”,斯言也天地父母之心也。夫人君兴师旅以征伐,所以除盗而安民也,然盗岂自外至哉?即民之为也,平定安集则民去盗而复为民矣。为将者必掠而屠之以张威立功,盗则除矣,而民亦从而损焉。光武之为此言,真知帝王用兵之旨也哉。
献帝时,夏侯渊战虽数胜,魏王操常戒之曰:“为将当有怯弱时,不可但恃勇也。将当以勇为本,行之以智计,若但任勇,一匹夫敌耳。”
臣按:为将之道不过乎智勇二者而已,勇以决其行,智以运其用,盖当夫受命决战之时,无敌于前、无君于后,奋发而刚强,固是勇也,然而必有怯弱之时焉,则是智而已矣。
诸葛亮曰:“有制之兵无能之将,不可败也;无制之兵有能之将,不可胜也。”
李靖曰:“兵卒有制,虽庸将未败,若兵卒自乱,虽贤将危之。”
戴溪曰:“所谓制者何?纪律是也。兵有纪律则主帅威立而令行,士卒心一而力齐,勇者不能独进,怯者不能独退,左右前后如手足背腹之相为用,以守则固,以攻则取,以战则克,舍此虽太公莫之能行矣。”
臣按:兵贵有制,将贵有能,兵之制否在乎将之能否,是以君之择将必求其能,不能者决不可用焉。武侯之言,甚言兵之不可无制耳,非谓将之可以无能也,将既无能,又焉用彼哉?由是观之,选将之道在乎用其能而已,盖人各有能,因其能而用之,彼能扩其所能以充其所不能,使皆能焉,而又尽合众人之能以为一己之能,用此有能之将而统夫有制之兵,进退、分合、左右以之无敌于天下矣。
宋文帝与徐湛之等议伐魏,沈庆之曰:“治国譬如治家,耕当问奴、织当问婢,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,事何由济?”
戴溪曰:“兵家之用,情状万变,自非素所更尝,虽使良、平处之,亦未能灼见其利害而逆断其成败。古者创业中兴之君,天下虽已平定,必有老成宿将相与图回庙堂,彼于用兵皆身所涉历,不但耳闻目见而已,故谋必中机会而动必收成功。迨至后世承平,武事废弛,而天子左右前后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,往往耳未尝闻金鼓、目未尝见旌旗,兵之利害、成败何从知之?边陲卒有警急而资其发纵指示,是犹访织于奴、问耕于婢,岂不颠倒错乱而失其所措哉?”
臣按:国家不可无老臣,而于将臣尤不可无,不可以其老而忽之也。古语有之,“智如禹、汤,不如更尝”,又曰“百闻不如一见”,老将更尝军士多矣,虽其辩论计虑未必竦动众人而出其表,然其所言论皆其所更尝,非无征者。故赵充国既罢就第,朝廷每有四夷大议,尝与参兵谋、问筹策,其后段会宗为乌孙所围,亦召陈汤问之,得此意也。
元魏明帝孝昌中,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为:“师出有功在于将帅得其人,窃以比年将帅多宠贵子孙,衔杯跃马,志逸气浮,轩眉攘腕,以攻战自许,及临大敌,忧怖交怀,雄图锐气一朝顿尽,乃令羸弱在前以当寇,强壮居后以卫身,兼复器械不精、进止无节以当负险之众、敌数战之虏,欲其不败,岂可得哉?夫德可以感义夫、恩可以劝死士,今若黜陟幽明,赏罚善恶,先遣辩士晓以祸福,如其不悛以顺讨逆,如此,则何异厉萧斧以伐朝菌、鼓洪炉而燎毛发哉。”
臣按:思令此疏虽言当世之弊,然后世世将之弊,惟取其官与世,不复问其人果可以将否。侥幸无事徒以备员,彼騃鲁不自知,苟快目前,不顾后患,固不足责矣,而有国家者承祖宗百战之余,所得之境土而付之呆童、庸竖,一旦有事,彼岂能支之哉?
唐太宗时,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杰在州十六年,令行禁止,民夷怀服,太宗曰:“隋炀帝劳百姓,筑长城以备突厥,卒无所益,朕惟置李世杰于晋阳而边尘不惊,其为长城岂不壮哉?”
臣按:秦筑长城以备虏,延长数万里、役死百万人,太宗以一人而当千万里之冲而卫千万人之命,其过于长城远矣。
唐太宗谓李靖曰:“当今将帅惟李杰、道宗、薛万彻,孰堪大用?”靖对曰:“陛下常言,杰、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