校,而总收于礼部,藏于内阁,朝廷又颁五经四书于天下学校,使校官掌之,亦周官外史之遗意也。
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,辨其邦国、都鄙、四夷、八蛮、七闽、九貉、五戎、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,九谷、六畜之数要,周知其利害。
王昭禹曰:“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,以天下之图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,则其所掌者特图而已。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,则其所掌典非特图也,又掌其地焉。邦国,诸侯之国也;都鄙,邦国之采邑也。自邦国、都鄙至于蛮、夷、闽、貉、戎、狄,虽有内外之殊,然先王之政一视而同仁,其人民之所聚、财用之所出、九谷之所生、六畜之所产,其数要不可以不辨也,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。数则列而计之也,要则总而计之也,利则凡可以利人者也,害则凡可以害人者也。周知其利害,则将以兴其利而除其害也。”
臣按:先儒谓掌天下之地图而隶于司马,谨之也。战国策士每言窥周室则可以按图籍争天下,汉大将军王凤亦云《太史公书》有地形厄塞,不宜在诸侯王,然则古人图志虽司徒营之,即藏之司马,秘不得见,所以弭盗而防患也。萧何入秦,独收图籍,自汉掌之司空,浸以泄露,当时如淮南诸王皆按舆地图谋变,以此知古人之虑远矣。观此说则知古人重图籍有如此者,唐人设兵部,属有四,一曰职方部,我朝因之。职方所掌者兵戎、边防之政,而沿边图本实在焉,但不若周人悉掌天下之地云尔。
《左传》:昭公十二年,楚子狩于州来,左史倚相趋过,王曰:“是良史也,是能读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。”
孔安国曰:“伏羲始画八卦,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,繇是文籍生焉。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谓之三坟,言大道也;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谓之五典,言常道也。至于夏、商、周之书虽设教不伦,雅诰奥义其归一揆,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。八卦之说谓之八索,求其义也;九州之志谓之九丘,丘,聚也,言九州所有、土地所生、风气所宜,皆聚此书也。”
程颐曰:“所谓大道,若性与天道之说,圣人岂得而去之哉?若言阴阳、四时、七政、五行之道,亦必至要之理,非如后世之繁衍末术也,固亦常道,圣人所不去也。或者所谓羲、农之书乃后人称述当时之事,失其义理,如许行为神农之言,及阴阳权变、医方称黄帝之说耳,此圣人所以去之也。五典既皆常道,又去其三,盖上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,为治有迹得以纪载,有史官以识其事,自尧始耳。”
臣按:三坟五典之说始见于此,孔安国谓此即上世帝王遗书,则是书之来也久矣。《周礼》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,此书之掌于朝廷官职者也;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,此书之传于学士、大夫者也。今三皇五帝之书存于世者惟尧、舜二典,其他如九头、五龙、摄提等十纪,其说荒诞不经,其后宋毛渐所得之《三坟》则又伪妄显然,断非古昔圣神之旧典也。孔子删《书》始于尧、舜,所以为万世法者,皆日用常行之理,万世帝王为治之大经大法无出此者矣。
《史记》:孔子之时,周室微而礼乐废、《诗》《书》缺。追迹三代之礼,序《书》传,上纪唐虞之际,下至秦缪。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,孔子去其重,取其可施于礼义,上采契、后稷,中述殷、周之盛,至幽、厉之缺,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,以求合《韶》《武》《雅》《颂》之音。礼乐自此可得而述,以备王道,成六艺。孔子晚而喜《易》,序《彖》《系》《象》《说卦》《文言》。孔子以《诗》《书》、礼、乐教,子弟盖三千焉,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鲁哀公十四年春,狩大野。叔孙氏车子商获兽,以为不祥。仲尼视之,曰:“麟也。”取之。曰:“河不出,图雒不出书,吾已矣夫!”乃因史记作《春秋》,上至隐公,下讫哀公十四年。
孔安国曰:“孔子生于周末,睹史籍之繁文,惧览者之不一,遂乃定礼乐、明旧章,删《诗》为三百篇,约史记而修《春秋》,赞《易》道以黜八索,述职方以除九丘,讨论坟典,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。”
朱熹曰:“孔子删《诗》《书》、定礼乐、修《春秋》、赞《周易》,皆传先王之旧。”
臣按:万世儒道宗于孔子,天下书籍本于六经,六经者万世经典之祖也,为学而不本于六经非正学,立言而不祖于六经非雅言,施治而不本于六经非善治,是以自古帝王欲继天而建极阐道以为治,莫不崇尚孔子焉。所谓崇尚之者,非谓加其封号、优其祀典、复其子孙也,明六经之文使其义之不舛,正六经之义使其道之不悖,行六经之道使其言之不虚,夫然斯谓崇尚孔子也已。
秦始皇三十四年,烧《诗》《书》、百家语。
臣按:秦无道之罪十数,如坏井田、刑三族、坑儒生、罪妖言之类,然皆一时之事也,继其后者苟一旦兴改革起废之心,其弊端可撤而去,其坠绪可寻而理也,若夫《诗》《书》、百家语皆自古圣帝明王、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微、道德文章之懿、行义事功之大、建置议论之详,所以阐明已往而垂示将来者,固非一人之事,亦非一日可成,累千百人之见、积千万年之久而后备具者也,乃以一人之私,快一时之意,付之烈焰,使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