偕乐,故能乐也。《汤誓》曰:‘时日害丧,予及女偕亡。’民欲与之偕亡,虽有台池、鸟兽,岂能独乐哉?”
朱熹曰:“孟子言文王虽用民力而民反欢乐之,既加以美名而又乐其所有,盖由文王能爱其民,故民乐其乐而文王亦得以享其乐也。又引《汤誓》,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,日亡吾乃亡耳。民怨其虐,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:‘此日何时亡乎?若亡则我宁与之俱亡。’盖欲其亡之甚也。孟子引此以明君独乐而不恤其民,则民怨之而不能保其乐也。”
杨时曰:“梁王顾鸿雁、麋鹿以问孟子,孟子因以谓贤者而后乐此,至其论文王、夏桀之所以异则独乐不可也。世之君子,其贤者乎则必语王以忧民而勿为台池、苑囿之观,是拂其欲也;其佞者乎,则必语王以自乐而广其侈心,是纵其欲也。二者皆非能引君以当道,唯孟子之言,常于毫发之间剖悉利善之所在,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。夫如是,其在朝则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。”
张栻曰:“民一也,得其心则子来而乐君之乐,失其心则害丧而亡君之亡,究其本则由夫顺理与徇欲之分而已。人君常怀不敢自乐之心,则足以遏人欲矣;常怀与民偕乐之心,则足以扩天理矣。”
臣按:孟子因梁王之问,而举文王与民偕乐与夏桀结怨奉己二者并言,使其自择焉。与民偕乐者,君既得己之乐而民亦得民之乐,是以吾心休休焉享民之奉己,何乐如之?若夫独乐己之乐者,夺民衣食之资以为之财用,占民耕艺之土以为之台池,己则乐矣,乐而及于鸟兽矣,如民之苦何?苦之不已则怨,怨之不已则叛,则民之所以苦者将移于我,而我之所以乐者将为他人有矣。为人上者盍鉴文王之所以兴,而戒夏桀之所以亡哉。
齐宣王问曰:“文王之囿方七十里,有诸?”孟子对曰:“于传有之。”曰:“若是其大乎?”曰:“民犹以为小也。”曰:“寡人之囿方四十里,民犹以为大,何也?”曰:“文王之囿方七十里,刍荛者往焉,雉兔者往焉,与民同之,民以为小不亦宜乎。臣始至于境,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,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,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,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,民以为大不亦宜乎。”
朱熹曰:“囿者,蕃育鸟兽之所。古者四时之田皆于农隙以讲武事,然不欲驰务于稼穑场圃之中,故度闲旷之地以为囿,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后也欤。礼,入国而问禁,国外百里为郊,郊外有关。阱,坎地以陷兽者,言陷民于死也。”
张栻曰:“意齐王欲广其囿,谀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,文王岂崇囿如此?盖其蒐田所及,民以为文王之囿耳,以刍、雉得往知其然也。”
臣按:设禁阱民者人欲之私,与民同利者天理之公。一田囿之设而公私、义利于是乎在,天理、人欲于是乎分,为人上者,于凡举措可不谨哉。
汉武帝建元三年,帝使吾丘寿王举籍阿城以南、盩厔以东、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,欲除以为上林苑,属之南山。寿王奏事,武帝大悦称善。时东方朔在旁,进谏曰:“夫南山,天下之阻也。汉兴,去三河之地,止霸、旗以西,都泾、渭之南,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,秦之所以虏西戎、兼山东者也。其山出玉、石、金、银、铜、铁、良材,百工所取给、万民所瑀(古仰字)足也,又有粳、稻、梨、栗、桑、麻、竹箭之饶,土宜姜、芋,水多蛙(即蛙字)、鱼,贫者得以人给家足,无饥寒之忧,故矰、镐之间号为土膏,其贾亩一金,今规以为苑,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,上乏国家之用,下夺农桑之业,是其不可一也;且盛荆棘之林,广狐菟之苑,大虎狼之虚,坏人冢墓,发人室庐,令幼弱怀土而思、耆老泣涕而悲,是其不可二也;斥而营之,垣而囿之,骑驰东西,车骛南北,有深沟大渠,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,是其不可三也。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,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,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,粪土愚臣,逆盛意,罪当万死。”武帝乃拜朔为给事中,赐黄金百斤。然遂起上林苑,如寿王所奏。
臣按:武帝使吾丘寿王辟地为上林苑,东方朔谏,帝拜朔为给事中,赐黄金百斤,然遂起上林苑,如寿王所奏。夫听其言而受其金爵可也,帝不受朔之言,徒与之爵与金,是买之使不言也。朔受之不辞而不复言,譬则狗焉嗥于主人之侧,投以一脔,俯首帖耳逝矣。
灵帝光和三年作罼圭、灵昆苑,司徒杨赐谏曰:“先王造囿,裁足以修三驱之礼,薪采刍牧皆悉往焉。先帝左开鸿池、右作上林,不奢不约。今废田园,驱居人,畜禽兽,殆非若保赤子之义,宜惟卑宫、露台之意以慰民劳。”帝欲止,侍中任芝、乐松曰:“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,齐宣王四十里人以为大,今与百里共之,无害于政也。”帝说,遂为之。
胡寅曰:“天下之理,至五经、《语》《孟》亦可谓正矣,邪说之害,至五经、《语》《孟》亦可以息矣。然而道大如天,见在乎人,小智奸识谓圣人之心与我何异哉?则五经、《语》《孟》虽存乎世,而窾言横议亦傍缘而作,非人君明哲,心与正会,则不能昭其诬罔,设或主意违道,则窾言横议入之犹水赴谷矣。尧舜为天下得人而夺国者用以为名,汤武顺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