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取土用物,为作程限),议远迩(议远察迩均其劳也),略(行也)基址(城足),具糇(干食)粮,度有司,事三旬(三十日也)而成,不愆于素。
杜预曰:“不愆于素,不过素所虑之期也,传言叔敖之能使民。”孔颖达曰:“虑事者谋虑城筑之事,谓揆度前事也。”
臣按:古人凡有兴作修筑,必先谋虑于其前,其所谋虑之事,分财用、平板纻以下数事是也。既谋虑矣,即量其功而诹日以启功至于某日当讫也,凡其所成之功计度其程限,皆不逾其所素定者,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,是以先王之世事无过举而治有成功。
汉高祖六年冬十月,令天下县邑城。
吕祖谦曰:“始皇并诸侯而隳坏城郭,高祖定天下而令县邑城,心量之广狭、世祚之长短,于是可卜矣。”
臣按:郡邑有大小、民庶有众寡,皆不可无保障,一也。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,非城郭乎?始皇以天下吏民为敌国,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我,高祖则以天下吏民为一家,惟恐其无所捍蔽而或以丧生,此其心公私之异而存亡所以分也欤。
孝惠元年,始作长安城西北方。三年,发诸侯王、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。五年,复发里中民城长安,三十日而罢。
吕祖谦曰:“萧何建都长安,兵革未息,未及城也,至是叛乱既平,始板筑焉。始于西北方,先所急也。是后间一岁乃兴役,凡三调发而城始成,所以休民力也。以三年、五年考之,发长安五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,三十日罢,地近则赍送弗后,人众则大事易集,罢速则农事不违,虽当曹参为相,实何之规模。”
臣按:国家凡有大役,皆如汉人此法为之,用近地之民,不劳以久役、不急于近效,则事成而民不知劳矣。凡事皆然,非但筑城一事也,而于筑城尤为切要。
五代周世宗显宗二年,世宗诏展外城,先立标帜,俟今冬农隙兴板筑,春作动则罢之,更俟次年,以渐成之。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标七里之外,其标内俟县官分画街衢、仓场、营廨之外,听民随便筑室。
臣按:世宗此举可为后世开展城池之法,盖为之以渐,立之以准,使民不疲于用力,而豫知所以避就。凡有营缮皆可准此以为法,不但展城一事也。
宋仁宗庆历二年,建大名府为北京。景祐中,范仲淹建议城洛阳以备急难,及契丹渝盟,言事者请从仲淹之议,吕夷简谓:“敌畏壮侮怯,遽城洛阳无以示威,必长其势,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恐未易服也,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。”诏既下,仲淹又言此可张虚声尔,未足恃也,城洛阳既弗及,请速修京城。议者多附仲淹议,夷简曰:“此囊瓦城郢计也,使敌得渡河而固守京师,天下殆矣,故设备宜在河北。”卒建北京。
臣按:仲淹欲修京城恐敌之长驱也,夷简之欲城大名为敌之镇遏也,二议皆是也。当敌势方张之时而修京城,似若示怯,然修外城而不足以扼其冲,则亦虚声而已,无益实事也。仲淹之议当于无事之时以渐而为之,随时而增补之,譬则人家之完其垣墉,非但备寇盗也,亦以为障蔽焉耳。夫然,则己既得以为固,亦不示人以怯矣。
庆历四年,枢密副使韩琦、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,上和、战、守、攻四策,请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,六曰修京城。谏官余靖言:“大臣建议修京城,昔魏文侯恃险,吴起以为失词,愿陛下舍此策别议远图之术。”
臣按:范仲淹建议修京城,所谓远图无过此也,余靖言于仁宗,愿舍此策别议远图之术,其意盖与吕夷简同也。其后靖康之祸,金人长驱越过河北城镇而不之顾,直抵京师,宋遂不支,所谓远图者果安在哉?
以上城池之守
卷八八
▲宫阙之居
《易》:上古穴居而野处,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,上栋下宇以待风雨,盖取诸《大壮》(壮固之意)。
司马光曰:“风雨,动物也。风雨动于上,栋宇建于下,《大壮》之象也。”
蔡渊曰:“栋,屋脊檩也;宇,椽也。栋直承而上,故曰上栋;宇两垂而下,故曰下宇。栋取四刚义,宇取二柔义。”臣按:此人生有宫室之始。
《诗序》曰:《定之方中》,美卫文公也。文公徙居楚丘,始建城市而营宫室,得其时制,百姓悦之,国家殷富焉。其首章曰:定之方中,作于楚宫(楚丘之宫)。揆(度也)之以日,作于楚室。其二章曰:升彼虚(故城)矣,以望楚(楚丘)矣。望楚与堂(旁邑),景(测景)山与京(高丘),降观于桑(木名)。卜云其吉,终焉允臧。
朱熹曰:“文公徙居楚丘,营立宫室,国人悦之而作是诗以美之。定,北方之宿,营室星也。此星昏而正中,夏正十月也,于是时可以营制宫室,故谓之营室。楚宫,楚丘之宫也。揆,度也。树八尺之臬,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东西,又参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。”又曰:“本其始之望景观卜而言,以至于终而果获其善也。”
臣按:古人作事必顺天时、察地势、审土宜,不徒尽夫人事也,而又质之鬼神焉。盖宫室之建不免于劳民伤财,可已未尝不已也,万一不得已而为之,必升高以望而审其面势之可否,降下以观以察其土地之宜否,考之日景而验其方向之正否,稽之卜筮而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