授之，不必俟其秩满也。会试所取苟文理平通者即列在乙榜，不问其愿否，但年三十以上者俱送太学，俾其坐堂半年以上、公堂试中三次者具名送部，仍留在监食廪肆业，遇缺挨次取选，其岁贡到监有愿教职者，免其杂差，三次考中者送选如举人例。如此，既不失朝廷之制，而于程氏之意亦庶乎得之矣。
程颐看详学制，大概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，而月使之争，殊非教养之道，请改试为课，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，更不考定高下，镌解额以去利诱，省繁文以专委任，励行捡以厚风教。
臣按：前代学制不定，屡下学官看详本朝学规，盖自国初已定，至今遵守不敢有所更易。程颐看详学制，请改试为课，臣窃以为试课两不相妨，逐日使之作课以为常程，每季合试以为激劝，恐不为过，但须如颐所谓召学生当面点抹教其未至，又于其中有违背经旨、立意索隐而为钩棘之语者则面谕之，使其改正。如此，非但可以正其习尚，亦可因之以端其志趣矣。
程颐曰：“古者八岁入小学，十五入大学，择其才可教者聚之，不肖者复之农亩。盖士农不易业，既入学则不治农，然后士农判。古之仕者自十五入大学，至四十方仕，其间自有二十五年学，又无利可趋，则所志可知，须去趋善，便自此成德。后之人自童稚间已有汲汲趋利之心，何由得向善？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，然后志定。”
臣按：程氏此言，见得古人教人及其为学志专一而不分，后世一切诱之以利，而学者亦是因利而为学，此人才所以不古若而治道日趋于下也。朱熹曰：“小学教之以事，大学教之以理。”
臣按：所谓教之以事，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类；教之以理，如格物致知所以为忠信孝弟者。
朱熹《学校议》曰：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，以来实学之士，裁减解额、舍选滥缪之恩，以塞利诱之涂。盖古之太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，故士来者为义而不为利。
又曰：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，由家及国，大小有序，使其民无不入乎其中而受学焉，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，以开导而劝勉之，使其明诸心、修诸身，行于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之间，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、人民事物之际，必无不尽其分焉。及其学之既成，则又兴其贤且能者寘之列位，是以当是之时，理义休明，风俗醇厚，而公卿、大夫、列士之选无不得其人焉。此先王学校之官所以为政事之本、道德之归，而不可以一日废焉者也。至于后世学校之设，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，然其师之所以教、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、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，以故学校之名虽存而其实不举，至于风俗日敝，人材日衰，虽以汉唐之盛隆而无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。
臣按：朱熹谓“古之大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，故士来者为义而不为利”，臣窃以为仁义未尝不利，士之自学校而升之大学也，或以岁贡，或以科目，或以大臣之子，其所以游太学者，养之饩廪，处之斋舍，临之以师儒朋友，约束之以法制规矩，彼果何所为而来哉？固将以希禄食干爵位以为父母之养、乡里之荣，以行己之所志也，其心未尝无所利，苟无所利，孰肯去乡井、捐亲戚以从事于客游哉？但在上之人所以处置之何如耳。为学莫大于明经，立身莫先于忠孝，有矩范以镇其浮，有资限以抑其躁，有考校以试其进，如是，则凡在学之士彼以利而来，吾以义而教，彼能行吾之义则彼所谓利者从而得矣，则天下之士孰不愿游于吾之学哉？
朱熹《感兴诗》曰：圣人司教化，黉序育群材。因心有明训，善端得深培。天序既昭陈，人文亦褰开。云何百代下，学绝教养乖。群居竞葩藻，争先冠伦魁。淳风久沦丧，扰扰胡为哉？
熊刚大曰：“此篇论大学之教。盖道者文之本，文者道之末，古人于其本者加意，故设学教育惟以天理人伦为重，文艺之间特余力游意云耳。后世于其末者用功，故设学教育惟以文词葩藻为尚，天理人伦曾不讲明，此朱子所以深叹也。”
朱熹《大学章句序》曰：盖自天降生民，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，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，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。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，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，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，此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所以继天立极，而司徒之职、典乐之官所由设也。三代之隆，其法浸备，然后王宫、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。人生八岁，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，而教之以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，礼乐射御书数之文，及其十有五年，则自天子之元子、众子以至公、卿、大夫、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，而教之以穷理正心、修己治人之道，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。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，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，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，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，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，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、职分之所当为，而各俯焉以尽其力，此古昔盛时所以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