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之学,二曰训诂之学,三曰儒者之学。欲趋道,舍儒者之学不可,言学便以道为志,言人便以圣为志。”
臣按:程氏言今之学者有三,谓词章、词诂、儒者也。臣窃以谓词章、训诂皆儒学之事也,词章以达意,训诂以解经,儒者固不能外此以为学,但肆意乎枝叶之文而不根乎义理,局志于言语之末而不求夫道理则不可也。
或问:“古之道如是之明,后世之道如是不明,其故何也?”程颐曰:“此无他,知道者多即道明,知道者少即道不明也,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。”
真德秀曰:“以鲁国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,然一时间所出大贤十余人,岂不是有教以致然也?盖是圣人既出,故有许多贤者,以后世天下之大,经二千年间,求如一颜、闵者不可得也。”
臣按:程氏谓知道多少皆由乎教,则学校之设、师儒之教,诚不可无于天下也。
又曰:“《坎》之六四纳约自牖,人心有所蔽有所通。通者明处也,当就其明处而告之求信则易也,非惟告于君者如此,为教者亦然。夫教必就人之所长,所长者心之所明也,从其心之所明而入,然后推及其余,孟子所谓成德达材是也。”
臣按:程颐谓纳约自牖非惟告于其君如此,为教者亦然,盖告教于人必就其所通以开其所蔽,则易入也。
杨时曰:“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,欲为圣贤之所为,须是闻圣贤所得之道,若只要博通古今为文章,忠信原悫不为非义之士而已,则古来如此等人不少,然以为闻道则不可,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。志学之士当知天下无不可为之理,无不可见之道,思之宜深毋使心支而易昏,守之宜笃毋使力浅而易夺,要当以身体之、以心验之则天地之心自陈露于目前,古人之大体已在我矣,不然,未免口耳之学。古之学者以圣人为师,其学有不至,故其德有差焉。人见圣人之难为也,故凡学以圣人为可至必以为狂而窃笑之。夫圣人固未易至,若舍圣人而学,是将何所取则乎?以圣人为师犹学射而立的,然的立于此然后射者可视之而求中,若其中不中则在人而已,不立之的以何为准?”
臣按:射者必志于的,不立的则无以为准,而何以射哉?儒者之学亦然,故曰学以圣人为的。
朱熹《白鹿学规》曰:父子有亲,君臣有义,夫妇有别,长幼有序,朋友有信,右五教之目,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。学者学此而已,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,其别如左: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,右为学之序。学、问、思、辨四者所以穷理也,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,亦各有要,其别如左:言忠信,行笃敬,惩忿窒欲,迁善改过,右修身之要;正其义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,右处事之要;己所不欲勿施于人,行有不得反求诸己,右接物之要。
臣按:朱氏此规虽为学者而设,然圣贤之所以为圣贤,及其所以为学与所以施教者,皆不外乎此也。所谓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,凡为学者皆以是而责诸己,施教者皆以是而求诸人,人人皆然则道明而行矣,天下岂有不平也哉?
张栻曰:“天下之物众矣,纷纭胶,日更于前,可喜可怒,可慕可愕,所以荡耳目而动心志者何可胜计,而吾以藐然之身当之,知诱于外,一失其所止则迁于物。夫人者统役万物者也,而顾乃为物役,其可乎哉?是以贵于讲学也。讲学而明理,则执天下之物不固,而应天下之变不胶,吾于天下之物无所恶而物无以累我皆为吾役者也,吾于天下之事无所厌而事无以汩我,皆吾心之妙用也,岂不有余裕乎。然所谓讲学者,宁他求哉?致其知而已。知者吾所固有也,本之六经以发其蕴,泛观千载以极其变,即事即物,身亲格之,超然会夫大宗,则德进业广有其地矣。”
臣按:张栻大意谓人所以统役万物而不为物役者,贵乎有讲学之功也。讲学在乎致知,本之六经以发其蕴,泛观千载以极其变,即事即物,身亲格之,超然会夫大宗以为进德广业之地。吁,学而会夫大宗,则学之全体具而大用周矣。
黄干曰:“有太极而阴阳分,有阴阳而五行具,太极二五妙合而人物生,赋于人者秀而灵,精气凝而为形,魂魄交而为神,五常具而为性,感于物而为情,措诸用而为事,物之生也虽偏且塞,而亦莫非太极二五之所为,此道原之出于天者然也。圣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灵者焉,于是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,故能参天地赞化育而统理人伦,使人各遂其生、各全其性者,其所以发明道统以示天下后世者皆可考也。尧之命舜则曰‘允执厥中’,中者无所偏倚无过不及之名也,存诸心而无偏倚,措之事而无过不及,则合乎太极矣,此尧之得于天者,舜之得统于尧也。舜之命禹则曰‘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’,舜因尧之命而推其所以执中之由,以为人心形气之私也,道心性命之正也,精以察之,一以守之,则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焉,则存之心、措之事,信能执其中,曰精曰一,此又舜之得统于尧,禹之得统于舜者也。其在成汤则曰以义制事、以礼制心,此又因尧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,制心以礼、制事以义则道心常存,而中可执矣,曰礼曰义,此又汤之得统于禹者也。其在文王,则曰‘不显亦临,无射亦保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