與時宜之，必可為久遠之規，然後以時而播告之焉。如此，則夫號令之頒、圖惟之事永永無弊，施之於一時者可以為法於百世矣。後世世主淺謀輕舉，容易發為號令，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，縱有可行，亦惟可用於一時，不可詒之於久遠。於是朝更夕改，民不知所遵守，是以號令之頒，民視之以為泛常，一旦遇夫倉猝之變，有所補偏救急，而下人不知其所以而往往至於不可救藥。籲，可不謹哉！
《春秋穀梁傳》曰：為天下主者天也，繼天者君也，君之所存者命也。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，是不臣也；為人君而失其命，是不君也。君不君、臣不臣，此天下所以傾也。
臣按：君代天出命者也，臣代君行命者也。君出命固不可違天之道，臣行命亦不可侵君之事。苟臣侵君之事則君失其命矣，君失其命則不足以繼天而君非君矣，臣侵君命則不知以事君而臣非臣矣。人君繼天以出治，恒必兢兢業業，敬以存心，明以燭理，剛以製欲，則臣下知所凜畏而不敢侵吾之事，而吾所以繼天道而主天下者，其威命不至旁落而下移矣。
《禮記》：王言如絲，其出如綸；王言如綸，其出如綍。
臣按：王者之言，其在中也惟細如絲而已，及其出也乃如宛轉繩之大焉；其初出也僅大如綸而已，及其出而益遠也，乃如引棺之大索焉。所以然者，良以人君居九重之上為萬方之主，一言一話在人君雖若甚微者，及其施之於外，天下之人仰之如日星之明、畏之如雷霆之震，去之愈遠而見之愈大焉，然則人君號令之頒，其可以不謹哉！
漢賈山言於文帝曰：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，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，願少須臾毋死，思見德化之成。”
臣按：司馬遷作《史記》，於《文帝紀》凡詔皆稱“上曰”而他紀則不然，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。上以實感，故下以實應，一見其詔書之下，欣欣然相率以聽，意必其真有此實惠，然後為此實言也。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、有司之議擬，皆按故事而舉之，未必皆出於上心也。是以有其言無其事，有其事無其效，許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，許民以欠負不複征而征之如故。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，民之心不孚於上，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歉於文帝歟。
光武時天下已定，務用安靜，以手跡賜萬國者一劄下行，細書成文，勤約之風行於天下。
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，嚐奏曰：“今乘輿播遷，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。”德宗從之，故行在詔書始下，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。及還京師，李抱真來朝，奏曰：“陛下在山南時，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，思奮臣節，臣知賊不足平也。”
臣按：感人之易者莫易於言，故人君一言之善，雖於深宮之中、九重之上，四海之遠莫不應之，況以德音之宣布、詔令之頒行於郡國者哉！夫上有由中之誠，下必有感孚之效，不徒然也，觀光武勤約之風行於天下、德宗引過之詔感夫士卒可見矣。人君誠能誠實其心，審定其命，擇視草之臣，守渙汗之信，則雖蠢愚之夫、驕悍之卒亦無不感動者，而況愚直之民、循良之吏乎？
唐太宗謂侍臣曰：“詔令格式若不常定，則人心多惑，奸詐盡生。《周易》稱‘渙汗其大號’，施令若汗出於體，一出而不複也。又《書》曰‘慎乃出令，令出惟行，弗惟反’。且漢祖日不暇給，蕭何起於小吏，製法之後猶稱畫一。今宜詳思此義，不可輕出詔令，必須審定以為永式。”
臣按：太宗此言，則凡號令之頒不但詔告天下而已，凡夫一事之施、一令之布皆不可輕出，必委曲審定以為久遠之規焉。
宋劉安世言於其君（哲宗）曰：“臣嚐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，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，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。昔之善觀人之國者，不視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，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，惟其慮之既臧，發之不妄，而持以必行，則堅如金石、信如四時，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，聳動厭服，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。傳曰‘令重則君尊’，又曰‘國之安危在出令’，凡此皆謹重之意也。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，遠不過一二歲，近或期月而已，甚者朝行而夕改，亦有前詔來頒後令蠲除者，吏不知所守，民不知所從。求其弊原，蓋由講議未精，思慮未審，人情有所未盡，事理有所未通，或牽於好惡之私，或溺於迎合之說，是非無所辨，取舍無所宗，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。方平安無事之時，輕慢多變之如此，緩急有事之際，何以取信於人？伏望深鑒前古之戒，謹為今日之慮，至於法度之廢置、政事之因革，必使大臣公心協謀，博詢利病，廣攬詳擇，務當義理，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，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，故庶幾政令清簡，吏民信服，事可久行不至反汗。”
臣按：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，有誌於天下國家者，其於命令之頒要當以為鑒戒。
範成大曰：“人君所以為國者，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群下而已。命令重則其政舉，命令輕則其事隳，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，蓋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