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微若声，圣人因神而存之，虽妙必效’，言黄钟始于声气之元也；班固所谓‘黄帝使伶伦取竹，断两节间吹之以为黄钟之宫’，又曰‘天地之风气正而十二律定’，刘昭所谓‘伏羲统阳气之初以为律法’，又曰‘吹以考声，列以候气，皆以声之清浊气之先后求黄钟者也’，是古圣人制作之意也。夫律长则声浊而气先至，极长则不成声而气不应，律短则声清而气后至，极短则不成声而气不应，此其大凡也。今欲求声气之中而莫适为准则，莫若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，或极其短、或极其长，长短之内，每差一分以为一管，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其围径，如黄钟之法焉，如是而更迭以吹，则中声可得；浅深以列，则中气可验。苟声和气应，则黄钟之为黄钟者信矣，黄钟者信，则十一律与度量衡权者得矣。后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，晋氏而下则多求之金石，梁隋以来又参之黍，下至王朴，刚果自用，遂专恃参黍而金石亦不复考矣。夫金石真伪固难尽信，若黍则岁有凶丰、地有肥瘠、种有长短小大圆妥不同，尤不可恃，况古人谓子谷黍中者实其龠，则是先得黄钟而后度之以黍，不足则易之以大，有余则易之以小，约九十黍之长、中容千二百黍之实以见周径之广，以生度量权衡之数而已，非律生于黍也。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，其亦求之声气之元而毋必之于黍则得之矣。”
又曰：“律者致中和之用，止于至善者也，以声言之，大而至于雷霆、细而至于蠛蠓无非声也；律则写其黄钟一声而已矣，虽有十二律、六十调，然实一黄钟也。是理也，在声为中声，在气为中气，在人则喜怒哀乐未发与发而中节也，此圣人所以一天人赞化育之道也。”
臣按：蔡元定作《律吕新书》，朱熹为之序曰：“其中所谓黄钟围径之法，则汉斛之积分可考；寸以九分为法，则淮南、太史、小司马之说可推；五声二变之数、变律半声之例，则杜氏之《通典》具焉；变宫、变征之不得为调，则孔氏之《礼疏》因亦可见。”臣既本朱氏此序，而引诸说，而附以元定之所参定者，既具于各条之下，至是剟取序文，而继以元定截竹为管以求中声之说，是则朱氏所谓“先求声气之元而因律以生尺”，尤所谓卓然者也。然此求其声气耳，而所谓均调节奏、被之管弦，蔡氏又欲别为乐书以究其业，今世无之，岂其后竟不克就耶？尚幸此《新书》之存以俟后世之圣君、贤相功成作乐者焉。虽然，此书之作虽由蔡氏，而皆本其师之意也，观朱氏与元定书曰：“但用古书、古语或注疏而以已意附其下方，甚简约而极周尽，学者一览可得梗概，其他推说之泛滥、旁证之异同不尽载也。”今即其书以观，无一不如其师所教者，所谓“甚简约而极周尽”者，一言以蔽之矣。其后朱氏又与其门人考订礼书，又定“钟律”、“诗乐”、“乐制”、“乐舞”等篇，皆聚古乐之根源，简约可观，而“钟律”分前后篇。其前篇凡七条，一曰十二律阴阳辰位相生次第之图，二曰十二律寸分厘毫丝数，三曰五声五行之象、清浊高下之次，四曰五声相生、损益先后之次，五曰变宫变征二变相生之法，六曰十二律正变倍半之法，七曰旋宫八十四声、六十调之图；其后篇凡六条，一曰明五声之义，二曰明十二律之义，三曰律寸旧法，四曰律寸新法，五曰黄钟寸分数法，六曰黄钟生十一律数法，大概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绎，尤为明邃。其“乐制”汇于王朝礼，其“乐舞”汇于祭礼。上下数千载，旁搜远绍，昭示前圣礼乐之非迂，以为后世作乐者之法则，后世有作者合二书而求之，思过半矣。
以上论乐律之制。臣按：礼乐之制作，其微也久矣，而乐为甚，非其情义之难明也，而其所谓制度者失其传焉耳。在汉之世，乐家有制氏，世在乐官，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，论者惜之。然唐宋以来，其精义之存于古典者，通经学古之士尚能因文以求义，或得其情于编简之中，若夫所谓铿锵鼓舞者则知之者盖已鲜矣。论礼者谓其数可知其义难知，盖是时度数详明，人所共习，所难知者其义理玄微者耳，故为是言。若就后世言之，则可学而知者义理耳，若夫名物度数非上智之资，岂能奋乎千载之下而逆探其遗文坠绪于千载之上也哉？且礼之行也文与器而已，然乐不徒文而又有其容，不徒器而又有其声，习学者既失其传、造作者又失其制盖非一日矣，一旦求之简牍之中，以不试之学而欲合古人之制，自非知礼乐之情之圣、有开物成务之才而妙达天人之理者，孰能与于斯哉？三代之制不可考已，孔子自卫反鲁之所正，仅云雅、颂而不及于制度，在圣人时，鲁之乐工击磬鼓鼗者逾河蹈海，孔门弟子皆详记于所录师说之中，非无意也。其意以为自是之后乐工散亡，非独无明乐义之圣贤，而并与其习乐器之贱工亦无之矣，后有作者其何所持循而复古制也哉？汉初古乐犹有存者，文帝资虽近道，而谦让未遑，武帝慨然有志于乐，然所好者世俗之所乐，非先王之所制也。魏用杜夔，隋用郑绎、何妥，宋用和岘、胡瑗、阮逸、范镇辈，非不留心于钟律也，然卒无所得焉，盖用其心于渺茫而无所从入之端故耳。孟子曰“圣人既竭耳力焉，然后继之以五声六律”，程子亦曰“有知音者参上下声考之，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