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少，除城郭之外，少有见钱籴盐，多用杂物博易，盐商利归于己，无物不取，或从赊贷约以时熟填还，用此取济，两得利便。若令吏坐铺自粜，利不关己，罪则加身，不得见钱恐失官利，必不敢粜。变法之后，百姓贫者无从得盐而食矣，求利未得，敛怨已多，自然坐失盐利常数。”
臣按：官不可与民为市，非但卖盐一事也。大抵立法以便民为本，苟民自便，何必官为？韩愈所谓求利未得，敛怨已多，主国计者宜以斯言为戒。
北魏时，于河东盐池立官司以收税利。孝明即位，罢其禁与百姓共之。
甄琛曰：“《周礼》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为之厉禁，盖取之以时，不使戕贼，虽置有司，实为民守之也。夫一家之长必惠养子孙，天下之君必惠养兆民，未有为民父母而吝其酰盐，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。立官鄣护盐池而取其利，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，天子富有四海，何患于贫？宜弛禁与民共之。”
元勰曰：“圣人敛山泽之货以宽田畴之赋，收关市之税以助什一之储，取此与彼，皆非为身，所谓资天地之产、惠天地之民。盐池之禁，积而散之以济国用，非专为供大官之用。”
臣按：宋儒胡寅折衷琛、勰之言而断之曰：“盐之为物，天地自然之利，所以养人也。尽捐之民则纵末作、资游惰，尽属之官则夺民日用，而公室有近宝之害，琛、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。官为厉禁，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税，则政平而害息矣。繇是观之，盐之为利，禁之不可也，不禁之亦不可也，要必于可禁不可禁之间，随地立法，因时制宜，必使下不至于伤民，上不至于损官，民用足而国用不亏，斯得之矣。”
唐刘晏为盐铁使，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，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。其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，其后乃至六百余万缗，天下之赋，盐居其半，宫闱服御、军饷、百官禄俸皆仰给焉。
臣按：天生一世之物以供一世之用，人用一世之物必成一世之事，物各异用而用之各有所宜。汉以大司农掌天下之钱谷以给百官禄俸、军国馈饷，而山泽之利则掌之少府而以私奉养焉。唐至中叶兵起，流庸未复，税赋不足，凡天下所谓军饷、禄俸皆仰给于盐，天下之赋，盐居其半。呜呼，天地生物止于此数，人力有限而用度无穷，自非剥削灶户、折阅商贾，何以得盐利如此之多哉？当是之时，所征于民税赋不知何在，而专仰给于一盐如此，若以为兵起民贫，然农民皆贫而灶户独富乎？刘晏虽曰善于理财，然知利国之为利而不知利民之为大利，知专于取利而可以得利，而不知薄于取利而可以大得利也。
宋雍熙以后，以用兵乏馈饷，令商人输刍粟塞下，增其直，令江淮、荆湖给以颗末盐。端拱二年，置折中仓，听商人输粟京师，优其直，给江淮盐。
臣按：此后世召商中盐之始。盖以折中粮草以赡边兵，中纳金银以实官库，无起倩丁夫之扰，无冒涉水陆之虞，官得用而民不告劳，商得利而民不淡食，是诚实边足用之良法也。我朝于天下产盐之地设转运司者六、提举司者七，每岁盐课各有定额，行盐各有地方，不许越界，每引以二百斤为袋，带耗五斤，凡遇开中盐粮，量所在米价贵贱及道路远近、险易定立则例，出榜召商中纳。祖宗以来，盐司每岁收贮岁课存积在官，客商执引照支，各有次第，谓之常股盐。近因边储急用，增直召商中纳，不依资次，人到即与支给，谓之存积盐。存积既兴，常股遂鲜，支者日多而积者日少，遂使今日之存积亦无以异于前日之常股，商贾待日久而支出难，其利微矣。幸而边方无事，储峙有余，万一有警，未必全得其济。臣请于将弊之际、未事之先，因时制宜，补偏救弊，不识可乎。臣惟今日之盐最得利多，而济国用者莫如两淮，盖两淮居两京之间，行盐地方比他运司为多，而皆民物繁庶之地，刘晏掌国计，天下之赋盐居其半，盖全资此地也。书生过虑，以为盐之利固大，而盐之害亦不小，利在于承平之时，而害生于中微之后，以前日之利较之后日之害，害尤甚于利焉，何者？天子以天下为家，兼水陆以为富，陆地所生之物盖居水泽什之七八，而生民所资以生者米谷、布帛之类，不止一物而盐特其中食味之一耳，其为利盖亦无几，而历代以来咸仰之以为国计边储，不可一日阙焉。呜呼，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，吾有天下之大尚资盐以为利，则彼无寸尺之土、隔宿之储者，见利所在，岂能禁遏之使其不趣赴哉？禁遏之不止则为之严刑，刑愈严而害愈甚，唐之黄巢、王仙芝，元之张士诚辈，皆贩盐之徒也，臣有一见，可以弭异日之害、救前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，敢具以闻。窃惟召商中盐之法，惟可行于边方无粟之地，盖其地素无储蓄而所产之谷粟不多，不能不资他方输运以给者，故须待商贾以中纳焉，若夫其地之粟自足以供其地之用，不假辇运于他方者，官府可行臣向所陈边地设立常平司市籴之策（见“市籴之令”修）。盖客商以数斗之谷而易吾一引之盐，是本一而息七八也，今吾预于未用之先，自行市籴所得之粟，比所中纳者岂不倍蓰哉？虽然，此其流耳，若推厥本源，莫若行汉人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