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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-大学衍义补-明-邱濬-第112页
使上爱物以养其下，下勉力以事其上，上足而下不困。暴君庸主纵其佚欲，而苟且之吏从之变制合时以取宠于其上，故用于上者无节而取于下者无限，民竭其力而不能供，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，则财利之说兴而聚敛之臣用。唐之始时授人以口，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，其用之也有节，蓄兵以府卫之制，故兵虽多而无所损，设官有常员之数，故官不滥而易禄，及其弊也，兵冗官滥为之大蠹。”
臣按：自古国家其初立法未尝不善，而其末流之弊皆生于子孙轻变祖宗之成法，欧阳修谓“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，必立为经常简易之法”，所谓“经常简易”四言者，深有得于古先哲王立法之至意也。盖经常则有所持循而无变易之烦，简易则易以施为而无纷扰之乱，以此立法则民熟于耳目而吏不能以为奸，不幸行之久而弊生其间，不能无有窒碍难行之处，则随时为之委曲，就其阙而补之，举其滞而振之，要不失祖宗立法之初意。所谓经常简易者焉，决不可轻有改革也，有唐一代可鉴也。已制兵以府卫，设官有常员，其后乃以兵冗官滥而为国大蠹，何也？子孙不能守祖宗经常简易之法故也。虽然，兵冗官滥二者岂但为有唐之蠹哉？凡国家之所以贫乏，府库空虚而多取厚敛于民，以驯致于财尽民离而宗社沦亡者，皆生于此二蠹也。为人子孙而为其祖宗守宗社者，于常额之外添注一官、于列屯之外多签一军，则思曰吾祖宗以来所未有也，吾今增之得无不可乎？非有关于治道民生决然不可无者，不敢轻加也，毋谓天下之大、四海之富而一二人之费于我何加损焉。呜呼，千万人之积其原起于一人，自古国家之祸患，何尝不起于细微哉？
李翱作《平赋书》，谓：“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，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，何也？重敛则人贫，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。由是土地虽大，有荒而不耕者，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，人日益困，财日益匮，虽欲诛暴逆而威四夷，徒有其心，岂可得耶？故轻敛则人乐其生，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，则土地无荒，桑柘日繁，尽力耕之，地有余利，人日益富，兵日益强，人归之如父母，虽欲驱而去之，其可得邪？是故善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亲，其君上虽欲危亡，弗可得也。”
臣按：李翱作《平赋书》，盖悯当时之赋不平也，赋之所以不平者，盖以其制民产者无法，敛民财者无艺也。既无制民之产之法，而敛之又不以其道，则民贫矣，民贫则君安能独富哉？其所谓“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，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”，其言尤为警切。
唐故事，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，尚书比部核其出入。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，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，主以中官，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，有司不得程其多少。
杨炎言于德宗曰：“财赋，邦国大本，生人之喉命，天下治乱轻重系焉。先朝权制以中人领其职，五尺宦竖操邦之柄，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而知，无以计天下利害，臣请出之以归有司。”从之，乃诏岁中裁取以入大盈库，度支具数先闻。
臣按：《周礼》以太宰、司徒掌国家财用，盖以大臣以道佐君，得以相可否、辨是非而为上之人所严惮，故人君有非义之取、非礼之用、不急之为，非徒不敢擅取而私用之，抑且为之中止而潜销者有焉。苟以中人主之，则上之人平日相与亵狎私昵，凡不可语人者皆可与之谋而为之矣，况彼小人，无深识远虑，委曲奉承上人之不暇，且人微言轻，又安敢逆上意哉？德宗为君、杨炎为相无可取者，惟此一事差强人意，范祖禹谓炎知为相之体，德宗知为国之务，后世所当取法者也。
德宗患宫中用度不足，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财，请岁供宫中钱百万缗，愿勿受贡献及罢宣索，从之。及元友直运淮南钱帛二十万至，泌悉输之大盈库，然上犹频有宣索，仍敕诸道勿使宰相知，泌闻之惆怅而不敢言。
司马光曰：“王者以天下为家，天下之财皆其有也，乃或更为私藏，此匹夫之鄙志也。然多财者，奢欲之所自来也，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，财丰则欲滋矣，财不称欲，能无求乎？是犹启其门而禁其出也。”
胡宏曰：“四方贡职各有定制，王者为天下主财，奉礼义以养，天下无非王者之财也，不可有公私之异。”
臣按：德宗宣索于诸道而敕其勿使宰相知，李泌知德宗非礼诛求而惆怅不敢言，胥失之矣。然德宗之失是犹知所畏，而泌之失则是为人臣而不忠也，泌盍因其不欲人知一点明处而尽言之，安知德宗之不见听欤？如此，非徒得《大易》“纳约自牖”之意，而于所谓“无咎”、“善补过”者亦有之矣。
宪宗元和二年，李吉甫撰《元和国计簿》上之，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、州府二百九十五、县千四百五十三。除凤翔等十五道不申户口外，每岁赋税倚办惟在浙东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，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；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，比天宝三分增一，大率二户资一兵，其水旱所伤、非时调发不在此数。
苏辙曰：“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为成书，丁谓等因之为景德、皇祐、治平、熙宁四书，网罗一时出纳之计，首尾八十余年，本末相授，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，参酌同异，因时施宜，此前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