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孟轲之书,非轲自着。轲既没,其徒万章、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。”愚按:二说不同,史记近是。
韩子曰:“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,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,轲之死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扬也,择焉而不精,语焉而不详。”程子曰“韩子此语,非是蹈袭前人,又非凿空撰得出,必有所见。若无所见,不知言所传者何事。”
又曰:“孟氏醇乎醇者也。荀与扬,大醇而小疵。”程子曰“韩子论孟子甚善。非见得孟子意,亦道不到。其论荀扬则非也。荀子极偏驳,只一句性恶,大本已失。扬子虽少过,然亦不识性,更说甚道。”
又曰:“孔子之道大而能博,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,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。其后离散,分处诸侯之国,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,源远而末益分。惟孟轲师子思,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。自孔子没,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。故求观圣人之道者,必自孟子始。”程子曰:“孔子言参也鲁。然颜子没后,终得圣人之道者,曾子也。观其启手足时之言,可以见矣。所传者子思、孟子,皆其学也。”
又曰:“扬子云曰:‘古者杨墨塞路,孟子辞而辟之,廓如也。’夫杨墨行,正道废。孟子虽贤圣,不得位。空言无施,虽切何补。然赖其言,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,崇仁义,贵王贱霸而已。其大经****,皆亡灭而不救,坏烂而不收。所谓存十一于千百,安在其能廓如也?然向无孟氏,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。故愈尝推尊孟氏,以为功不在禹下者,为此也。”
或问于程子曰:“孟子还可谓圣人否?”程子曰:“未敢便道他是圣人,然学已到至处。”愚按:至字,恐当作圣字。
程子又曰:“孟子有功于圣门,不可胜言。仲尼只说一个仁字,孟子开口便说仁义。仲尼只说一个志,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。只此二字,其功甚多。”
又曰:“孟子有大功于世,以其言性善也。”
又曰:“孟子性善、养气之论,皆前圣所未发。”
又曰:“学者全要识时。若不识时,不足以言学。颜子陋巷自乐,以有孔子在焉。若孟子之时,世既无人,安可不以道自任。”
又曰:“孟子有些英气。纔有英气,便有圭角,英气甚害事。如颜子便浑厚不同,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闲。孟子大贤,亚圣之次也。”或曰:“英气见于甚处?”曰:“但以孔子之言比之,便可见。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。比之玉,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,无许多光耀也。”
杨氏曰:“孟子一书,只是要正人心,教人存心养性,收其放心。至论仁、义、礼、智,则以恻隐、善恶、辞让、是非之心为之端。论邪说之害,则曰:‘生于其心,害于其政。’论事君,则曰:‘格君心之非’,‘一正君而国定’。千变万化,只说从心上来。人能正心,则事无足为者矣。大学之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其本只是正心、诚意而已。心得其正,然后知性之善。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。欧阳永叔却言‘圣人之教人,性非所先’,可谓误矣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,尧舜所以为万世法,亦是率性而已。所谓率性,循天理是也。外边用计用数,假饶立得功业,只是人欲之私。与圣贤作处,天地悬隔。”
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
凡七章。
孟子见梁惠王。梁惠王,魏侯罃也。都大梁,僭称王,溢曰惠。史记:“惠王三十五年,卑礼厚币以招贤者,而孟轲至梁。”王曰:“叟不远千里而来,亦将有以利吾国乎?”叟,长老之称。王所谓利,盖富国强兵之类。孟子对曰:“王何必曰利?亦有仁义而已矣。仁者,心之德、爱之理。义者,心之制、事之宜也。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,下文乃详言之。后多放此。王曰‘何以利吾国’?大夫曰‘何以利吾家’?士庶人曰‘何以利吾身’?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万乘之国弒其君者,必千乘之家;千乘之国弒其君者,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,千取百焉,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,不夺不餍。乘,去声。餍,于艳反。此言求利之害,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。征,取也。上取乎下,下取乎上,故曰交征。国危,谓将有弒夺之祸。乘,车数也。万乘之国者,天子畿内地方千里,出车万乘。千乘之家者,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,出车千乘也。千乘之国,诸侯之国。百乘之家,诸侯之大夫也。弒,下杀上也。餍,足也。言臣之于君,每十分而取其一分,亦已多矣。若又以义为后而以利为先,则不弒其君而尽夺之,其心未肯以为足也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,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此言仁义未尝不利,以明上文亦有仁义而已之意也。遗,犹弃也。后,不急也。言仁者必爱其亲,义者必急其君。故人君躬行仁义而无求利之心,则其下化之,自亲戴于己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,何必曰利?”重言之,以结上文两节之意。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,天理之公也。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,人欲之私也。循天理,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;殉人欲,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。所谓毫厘之差,千里之缪。此孟子之书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,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。太史公曰:“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