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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包详道
行之不肖者,则或耳目聪明,心意慧巧,习技艺则易能,语理致则易晓,人情世态,多能通达;其习于书史者,虽使之论道术之邪正,语政治之得失,商人品之高下,决天下国家之成败安危,亦能得其仿佛。彼固不能知其真,得其实,诣其精微,臻其底蕴,而其揣摩傅会之巧,亦足以荧惑人之耳目,而欺未明者之心。
行之贤者,则或智虑短浅,精神昏昧,重以闻见之狭陋,渐习之庸鄙,则其于慧巧者之所辩,浑然曾不能知。甚至于如荀卿所谓“门庭之间,犹可诬欺焉”。……一旦骇于荒唐谬悠之说,惊于诡谲怪诞之辞,则其颠顿狼狈之状中胜言哉?正使与之诵唐虞之书,咏商周之诗,殆亦未必不指污沱为沧海,谓丘垤为嵩华。况又杂之以不正言,亦安得而不狼狈哉?
由是而言,则所谓清浊智愚者,殆不可以其行之贤不肖论也。
理不可泥言而求,而非言以无以喻理;道不可执说而取,而非说亦无以明道。理之众多,则言不可以一方指;道之广大,则说不可以一体观。
用心急者多不晓了,用心平者多晓了。英爽者用心一紧,亦且颠倒眩惑,况昏钝者岂可紧用其心耶?昆仲向学之志甚勤,所甚病者,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紧耳。
二
人之省过,不可激烈,激烈者必非深至,多是虚作一场节目,殊无长味,所谓非徒无益,而又害之。
若是平淡中实省,则自然优游宽裕,体脉自活矣。
三
详道之病,……当于日用出言措意之间,精观密考,使有日改月化之效,或庶几其可瘳也。
五
“优而柔之,使自求之;厌而饫之,使自趋之,若江河之浸,膏泽之润”,此数语不可不熟味,于己于人,皆当如此。若能如此,静处应事,读书接人,皆当有益。优游宽容却不是委靡废放,此中至健至严,自不费力。恐详道所为奋迅者,或不免助长之患。
六
精勤不懈,有涵泳玩索之处,此亦是平常本分事,岂可必将无事之说排之?如读书接事间,见有理会不得处,却加穷究理会,亦是本分事,亦岂可教他莫要穷究理会?
与包敏道 三
大抵昆仲之病,皆在锐进之处。毕竟退让安详之人自然识羞处多。今为学不长进,未为大患,因其锐进而至于狂妄不识羞,则为惑深而为累大,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也。
与吴伯
作事业固当随分有程准,若着实下手处,未易泛言。只如八哥在此,朝夕有师友讲切,反有倦志,不能进前。然此在八哥,亦未易遽责。盖此事论到着实处,极是苦涩,除是实有终身之大念。
卷七
与勾熙载
吾人所安者义理,义理所在,虽刀锯鼎镬,有所不避,岂与患得患失之人同其欣戚于一升黜之间哉?
与彭子寿
盖学之不讲,物未格知未至,则其于圣贤之言未必能昭晰如辨苍素、数奇偶之审也。
大抵讲明、存养自是两节。《易》言“知至至之,可与几也;知终终之,可与存义也”;《大学》言“物格而后知至,知至而后意诚,意诚而后心正,心正而后身修”;孟子言“始条理者智之事也,终条理者圣之事也”,皆是圣贤教人,使之知有讲学,岂有一句不实头?
今讲学之路未通,而以己意附会往训,立为成说,则恐反成心之蟊贼,道之荆棘,日复一日而不见其进。
与邵中孚
大抵读书,诂训既通之后,但平心读之,不必强加揣量,则无非浸灌、培益、鞭策、磨励之功。惑有未通晓处,姑缺之无害。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,则自然日充日明。后日本源深厚,则向来未晓者将亦有涣然冰释者矣。
《告子》一篇自“牛山之木尝美矣”以下可常读之,其浸灌、培植之益,当日新日固也。其卷首与告子论性处,却不必深考,恐其力量未到,则反惑乱精神,后日不患不通也。
与颜子坚
道非口舌所能辩,子细向脚眼下点检,岂能自漫?
与张季忠
人苟有志于学,自应随分有所长益。所可患者,有助长之病耳。虽古圣贤,尚不能无过,所贵能改耳。《易》称颜子之贤曰“有不善未尝不知,知之未尝复行也”。由是观之,则颜子亦不能无不善处。今人便欲言行无一不善,恐无是理。往往只是好胜,每事要强人。
但宽平随分去,纵有过,亦须易觉易改。便未觉未改,其过亦须轻。故助长之病甚于忘。
与詹子南
吾友且当孜孜行其所知,未当与人辩论是非。辩论是非以解人之惑,其任甚重,非吾友之责也。不与之论,他日却自明白。今欲遽言之,只是强说,自加惑乱耳。
二
此心之灵,此理之明,岂外烁哉?明其本末,知所先后,虽由于学,及其明也,乃理之固有,何加损于其间哉?
卷九
与钱伯同
荆公英才盖世,平日所学,未尝不以尧舜为标的。及其遭逢神庙,君臣议论,未尝不以尧舜相期。独其学不造本原,而悉精毕力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