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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9-湘学略--李肖聃-第23页
珍性农与焉。旋主讲醴陵渌江书院，以联语为安化陶文毅公澍所知，延至小淹，课其子弟。陶官两江总督，家有藏书，公馆其家八年，讨论国闻，究心经世。买田于县之梓木洞柳庄，授徒讲学。巡抚铜山张公亮基延主军幕。花县骆文忠秉璋继任，益倚重之，事赖以办。以永州镇总兵樊燮不职，公为草疏劾之，樊诉于鄂督官文，将召至武昌对簿，胡文忠公林翼抵书力救。同县郭侍郎嵩焘时为南书房翰林，以语陈尚书孚恩，言公旷代霸才。宗人府府丞宗稷辰密陈：“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”，请破格擢用。于是有四品京堂帮办曾国藩军务之命。曾公奏言：左某刚明耐苦，晓畅戎机，宜独当一面。遂奏荐督办浙江军务，旋以太常寺卿实授巡抚。公奏言：浙事之坏，在于历任督抚全不知兵。因言任事以后，四年可肃清浙境。江南平，以功封二等恪靖伯，升任闽浙总督。见夷祸日急，阴有争雄海上之志，奏设船政局于福州，起江西巡抚沈葆桢为大臣，督造兵舰。旋移督陕甘，征剿叛回，督师出关。以西事方亟，军饷不继，奏借洋债六百万两。中外大臣多持异议，中朝重违其意，卒从其请。公奏设甘肃新疆行省，以刘锦棠为巡抚。于兰州设书院，以教多士。西域平，进封二等恪靖侯，授体仁阁大学士，充军机大臣。公以边帅骤任中枢，大官多挤之，出督两江，寻授钦差大臣，督办福建军务。光绪十二年丙戌岁薨，年七十有五，予谥文襄。有文集数卷（原名《盾鼻余沈》），书牍若干卷，奏议若干卷，家书若干卷。
按曾、左二公为湖南近古人豪，曾公身后，门生故吏诵德不衰，左公则人多遗议。当时郭嵩焘之去粤抚，已愤其排斥多门。曾公亦言：”左公日夜訾謷鄙人，鄙人绝不与辨，以此心差闲而口差逸。”又言：”余于左公之以怨报德，心中诚不能无介介。”余见公在湘幕时予人书札，多诋曾公为伪，盖壮年气盛之词。其后于曾公亦推其实心任事，而议论终多不合。作《铜官感旧图序》，谓明乎死生之故，成败之说不足以动之，公之大捷不喜，偶挫不忧，皆本此意。又言：“吾莅两江，距公之亡已十余年，于公之所为多所更定，天下之相谅与否，非所敢知，然求夫理之至是，行乎心之所安，则可以告之己，亦可以告之公也”其文简重浑括，诚如曾公之所褒。集中如《区田说》，可见其留心民事。公尝自署曰“湘上农人”，有终老柳庄之意。其平生忠孝大节，实得力于二贺先生，观其《上蔗农夫子书》及为耦耕先生请谥疏，可见其志事。又尝手抄张杨园语录，写刻程子《四箴》，重刻张清恪伯行《正谊堂全书》及《祭桂丹盟文》，皆纯乎宋学家言。亦尝附和孙芝房之说，谓粤寇之乱，原为汉学，其论稍邻于激。而其心地光明伟俊，固近古英霸之才也。惟其平生轻视文士，杨彝珍与之乡试同年，而公不甚礼之，与书其子孝威云：“汝见杨公，恪持子侄之礼，然不可向之请教，其人其文皆非我所佩服。”及在甘凉幕中，自施补华均甫外（有《泽存堂集》，浙之乌程人），无一文士。其卒也，自国史立传外，其家子弟亦未求人为神道行状之文，以郭公与公有宿嫌，湘绮又非公所敬也。幸得湘潭罗正钧顺循为编年谱，公之志业略见其中。吴挚甫为作墓志铭，叶郋园谓公子某嫌其于公有微词，弃而不用。然公之勋业制行，读公遗书可以概见。其与曾公晚年不和，皆为军国大事，而非出于私争。观刘铭传剿回成功，特疏扬曾公荐贤为国之美。于曾公薨后，抚其子女，有如家人，曾公孙广熔履初尝为余道之。大贤相交之厚，非乡里后生所能几及也。而王湘绮谓公在军机，为王文韶耕虞所轻，清望顿减。而李岳瑞《春冰室野乘》载史念祖绳之与人书，谓内地人不闻九边泣血之声，以此为公身后之遗议，无知之夫，从而讥之。然吾闻公少年读书时自题其斋云：“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；读破万卷，神交古人。”豪迈之气，可激懦者，宜乎胡文忠谓横览七十二州，其才无有出其右者。惟曾公奇公智略，故荐之独当一面，使得尽其才。惟公知重曾公，故所争在谋事之大，而不及其私事。其所以能此，皆由大儒之学超于俗士，故能原本义理，发为事业。王文韶循谨之人，无足知公，其讥议岂能为公轻重？而清史列传亦称公在京师，朝士颇厌苦之。是或公晚年豪宕自喜，有以召之。左公云：“余交曾公有年，晚以议论时事，两不相合。”盖曾公处功名之际，善用黄老，平金陵后，裁撤湘军。左公则提兵十万，经营西域，而曾公有暂弃关外、专清关内之奏。曾于西人尝称其以商贾之国而有君子之风，故于其交还代征海关商税，深致嘉叹；而左则颇以夷酋畜之。曾公于驭外常持和节，而公于伊犁之役，持论廪廪向敌。及曾薨，而公挽之云：“谋国之忠，知人之明，自愧不如元辅；同心若金，攻错若石，相期无负平生。”二公交谊始末如此，非好相攻击也。
左公性雄杰自喜，俯视辈流。始居湘幕，常以诸葛自况。与人书署曰“老亮”，而呼郭崑焘意城为“新亮”。自夸其妙算无穷，以督抚不可遽几，欲为知县营官以自效。其文章之美不逮曾公，然集中周夫人、长子孝威夫妇墓志铭，情感至深。为其兄景乔舍人宗植作《慎斋文集序》，读之凄然，深同气之感。舍人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