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矣,而君子弗学也,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。相如、太史迁之才至矣,而君子弗贵也,以所谓学者非学也。
庄子,叛圣人者也,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。矫时之弊,固若是乎?伯夷、柳下惠,矫时之弊者也,其有异于圣人乎?抑无异乎?庄周、老聃,其与伯夷、柳下惠类乎?不类乎?子夏曰:「虽小道,必有可观者焉,致远恐泥。」子曰:「攻乎异端,斯害也已。」此言异端有可取,而非道之正也。
君子以识为本,行次之。今有人焉,力能行之,而识不足以知之,则有异端者出,彼将流宕而不知反。内不知好恶,外不知是非,虽有尾生之信,曾参之孝,吾弗贵矣。
学莫贵于知言,道莫贵于识时,事莫贵于知要。所闻者所见者外也,不可以动吾心。
孟子曰:「其为气也,至大至刚,以直养而无害。」此盖言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且直也,能养之则无害矣。
伊尹之耕于有莘,傅说之筑于傅岩,天下之事,非一一而学之,天下之贤才,非一一而知之,明其在己而已矣。
君子不欲才过德,不欲名过实,不欲名过质。才过德者不祥,名过实者有殃,文过质者莫之与长。
或问:「颜子在陋巷而不改其乐,与贫贱而在陋巷者,何以异乎?」曰:「贫贱而在陋巷者,处富贵则失乎本心。颜子在陋巷犹是,处富贵犹是。」
通乎昼夜之道,而知昼夜,死生之道也。
知生之道,则知死之道;尽事人之道,则尽事鬼之道。死生人鬼,一而二,二而一者也。
孔子曰:「有德者必有言。」何也?和顺积于中,英华发于外也。故言则成文,动则成章。
学不贵博,贵于正而已矣。言不贵多,贵于当而已矣。政不贵详,贵于顺而已矣。
意必固我既亡之后,必有事焉,此学者所宜尽心也。夜气之所存者良知也,良能也,苟扩而充之,化旦昼之所害为夜气之所存,然后可以至于圣人。
孟子曰:「尽其心者知其性也,知其性则知天矣。」心也,性也,天也,非有异也。
人皆有是道,唯君子为能体而用之。不能体而用之者,皆自弃也。故孟子曰:「苟能充之,足以保四海;苟不充之,不足以事父母。」夫充与不充,皆在我而已。
德盛者,物不能扰而形不能病。形不能病,以物不能扰也。故善学者,临死生而色不变,疾痛惨切而心不动,由养之有素也,非一朝一夕之力也。
心之躁者,不热而烦,不寒而栗,无所恶而怒,无所悦而喜,无所取而起。君子莫大于正其气,欲正其气,莫若正其志。其志既正,则虽热不烦,虽寒不栗,无所怒,无所喜,无所取,去就犹是,死生犹是,夫是之谓不动心。
志顺者气不逆,气顺志将自正。志顺而气正,浩然之气也。然则养浩然之气也,乃在于持其志无暴其气耳。
中庸曰:「道不可须臾离也,可离非道也。」又曰:「道不远人。」此持圣人为始学者言之耳。论其极,岂有可离与不可离而远与近之说哉?
学为易,知之为难。知之非难也,体而得之为难。
「致曲」者,就其曲而致之也。
人人有贵于己者,此其所以人皆可以为尧、舜。
学者当以论语、孟子为本。论语、孟子既治,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。读书者,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,与圣人所以用心,与圣人所以至圣人,而吾知所以未至者,所以未得者,句句而求之,昼诵而味之,中夜而思之,平其心,易其气,阙其疑,则圣人之意见矣。
人之生也,小则好驰骋弋猎,大则好建立功名,此皆血气之盛使之然耳。故其衰也,则有不足之色;其病也,则有可怜之言。夫人之性至大矣,而为形气之所役使而不自知,哀哉!
吾未见啬于财而能为善者也,吾未见不诚而能为善者也。
君子之学也,「使先之觉后知,使先觉觉后觉」,而老子以为「非以明民,将以愚之」,其亦自贼其性欤〔一〕!
有求为圣人之志,然后可与共学;学而善思,然后可与适道;思而有所得,则可与立;立而化之,则可与权。
「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」,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,仁之与礼非有异也。孔子告仲弓曰:「出门如见大宾,使民如承大祭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」夫君子能如是用心,能如是存心,则恶有不仁者乎?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「思无邪」。
无好学之志,则虽有圣人复出,亦无益矣。然圣人在上而民多善者,以涵泳其教化深且远也,习闻之久也。
礼记除中庸、大学,唯乐记为最近道,学者深思自求之。礼记之表记,其亦近道矣乎!其言正。
学者必求其师。记问文章不足以为人师,以所学者外也。故求师不可不慎。所谓师者何也?曰理也,义也。「少成若天性,习惯成自然。」虽圣人复出,不易此言。孔子曰:「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,唯上智与下愚不移。」下愚非性也,不能尽其才也。
君子所以异于禽兽者,以有仁义之性也。苟纵其心而不知反,则亦禽兽而已。
形易则性易,性非易也,气使之然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