疾,圣人之用全在此书,所谓「不如载之行事深切着明」者也。有重迭言者,如征伐盟会之类。盖欲成书,势须如此,不可事事各求异义。但一字有异,或上下文异,则义须别。
君实修资治通鉴,至唐事。正叔问曰:「敢与太宗、肃宗正篡名乎?」曰:「然。」又曰:「敢辩魏征之罪乎?」曰:「何罪?」「魏征事皇太子,太子死,遂忘戴天之雠而反事之,此王法所当诛。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。有善有恶,安得相掩?」曰:「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事桓公,孔子称其能不死,曰:『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,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!』与征何异?」曰:「管仲之事与征异。齐侯死,公子皆出。小白长而当立,子纠少亦欲立。管仲奉子纠奔鲁,小白入齐,既立,仲纳子纠以抗小白。以少犯长,又所不当立,义已不顺。既而小白杀子纠,管仲以所事言之则可死,以义言之则未可死。故春秋书『齐小白入于齐』,以国系齐,明当立也;又书『公伐齐纳纠』,二传无子字。纠去子,明不当立也;至『齐人取子纠杀之』,此复系子者,罪齐大夫既盟而杀之也。与征之事全异。」
知、仁、勇三者,天下之达德,所以行之者一。一则诚也。止是诚实此三者,三者之外,更别无诚。
孟子才高,学之无可依据。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,有用力处。明「若季氏则吾不能,以季、孟之闲待之。」季氏强臣,君待之之礼极隆,然非所以待孔子。季、孟之闲,则待之之礼为至矣。然复曰「吾老矣,不能用也」,此孔子不系待之轻重,特以不用而去。
谈经论道则有之,少有及治体者。「如有用我者」,正心以正身,正身以正家,正家以正朝廷百官,至于天下,此其序也。其闲则又系用之浅深,临时裁酌而应之,难执一意。
天地之道,常垂象以示人,故曰「贞观」;日月常明而不息,故曰「贞明」。
学者不必远求,近取诸身,只明人理,敬而已矣,便是约处。易之干卦言圣人之事,坤卦言贤人之学,惟言「敬以直内,义以方外,敬义立而德不孤」。至于圣人,亦止如是,更无别途。穿凿系累,自非道理。故有道有理,天人一也,更不分别。浩然之气,乃吾气也,养而不害,则塞乎天地;一为私心所蔽,则欿然而馁,却甚小也。「思无邪」,「无不敬」,只此二句,循而行之,安得有差?有差者,皆由不敬不正也。明
良能良知,皆无所由,乃出于天,不系于人。
德性谓天赋天资,才之美者也。
凡立言欲涵蓄意思,不使知德者厌,无德者惑。
且省外事,但明乎善,惟进诚心,其文章虽不中不远矣。所守不约,泛滥无功。明
学者须学文,知道者进德而已。有德则「不习无不利」,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」,盖先得是道矣。学文之功,学得一事是一事,二事是二事,触类至于百千,至于穷尽,亦只是学,不是德。有德者不如是。故此言可为知道者言,不可为学者言。如心得之,则「施于四体,四体不言而喻」。譬如学者,若未得者,须心手相须而学;茍得矣,下笔便能书,不必积学。
有有德之言,有造道之言,有述事之言。有德者,止言己分事。造道之言,如颜子言孔子,孟子言尧、舜。止是造道之深,所见如是。
所见所期,不可不远且大,然行之亦须量力有渐。志大心劳,力小任重,恐终败事。
某接人多矣,不杂者三人:张子厚、邵尧夫、司马君实。
圣不可知,谓圣之至妙,人所不能测。
立宗非朝廷之所禁,但患人自不能行之。
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,恐未安,须兼清浊虚实乃可言神。道体物不遗,不应有方所。
教人未见意趣,必不乐学。欲且教之歌舞,如古诗三百篇,皆古人作之。如关雎之类,正家之始,故用之乡人,用之邦国,日使人闻之。此等诗,其言简奥,今人未易晓。别欲作诗,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,令朝夕歌之,似当有助。
「致知在格物」。格,至也,穷理而至于物,则物理尽。
今之学者,惟有义理以养其心。若威仪辞让以养其体,文章物釆以养其目,声音以养其耳,舞蹈以养其血脉,皆所未备。
孟子之于道,若温淳渊懿,未有如颜子者,于圣人几矣,后世谓之亚圣,容有取焉。如「盍各言尔志」,子路、颜子、孔子皆一意,但有小大之差,皆与物共者也。颜子不自私己,故无伐善;知同于人,故无施劳。若圣人,则如天地,如「老者安之」之类。孟字疑误。
大学「在明明德」,先明此道;「在新民」者,使人用此道以自新;「在止于至善」者,见知所止。
得而后动,与虑而后动异。得在己,如自使手举物,无不从。虑则未在己,如手中持物以取物,知其不利。
圣人于文章,不讲而学。盖讲者有可否之疑,须问辨而后明。学者有所不知,问而知之,则可否自决,不待讲论。如孔子之盛德,惟官名礼文有所未知,故问于郯子、老子,既知则遂行而已,更不须讲。
正叔言:「不当以体会为非心,以体会为非心,故有心小性大之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