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至于曲艺,亦有不勉不思者。所谓日月至焉,与久而不息者,所见规模虽略相似,其意味气象迥别,须潜心默识,玩索久之,庶几自得。学者不学圣人则已,欲学之,须熟玩味一无味字。圣人之一无之字。气象,不可只于名上理会。如此,只是讲论文字。
「赞天地之化育」,自人而言之,从尽其性至尽物之性,然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,可以与天地参矣。言人尽性所造如此。若只是至诚,更不须论。所谓「人者天地之心」,及「天聪明自我民聪明」,止谓只是一理,而天人所为,各自有分。
浩然之气,所养各有渐,所以至于充塞天地,必积而后至。行不慊于心,止是防患之术,须是集义乃能生。「不可一朝居」者,孟子之时,大伦乱,若君听于臣,父听于子,动则弒君弒父,须着变,是不可一朝居也。然鲁有三桓,无以异齐,何以鲁一变至于道?鲁只是不修周公之法,齐既坏太公之法,后来立法,已是苟且,及其末世,并其法又坏,乱甚于鲁,故其弒亦先于鲁。孔子之仕于鲁,所一作欲。以为之兆,得可为处便为。如陈恒弒其君,孔子请讨,一事正则百事自已不得,传言以鲁之众加齐之半,此非孔子请讨之计。一作意。如此,则孔子只待去角力,借使言行,亦上有天子,下有方伯,须谋而后行。
礼,「我战则克,祭则受福」,盖得其道,此语至常浅,孔子固能如此,但观其气象,不似圣人之言。
尝观自三代而后,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:如百年无内乱;四圣百年;受命之日,市不易肆;百年未尝诛杀大臣;至诚以待夷狄。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,故能如此,盖睿主开基,规模自别。
大纲不正,万目即紊。唐之治道,付之尚书省,近似六官,但法不具也。后世无如宇文周,其官名法度,小有可观。隋文之法,虽小有善处,然皆出于臆断,惟能如此,故维持得数十年。
「陨石于宋」,自空凝结而陨;「六鹢退飞」,倒逆飞也。倒逆飞,必有气驱之也。如此等,皆是异事也,故书之。大抵春秋所书灾异,皆天人响应,有致之之道。如石陨于宋而言「陨石」,夷伯之庙震,而言「震夷伯之庙」,此天应之也。但人以浅狭之见,以为无应,其实皆应之。然汉儒言灾异,皆牵合不足信,儒者见此,因尽废之。
麟乃和气所致,然春秋之时有者,何以为应天之气?岂可如此闲别?圣人之生,亦天地交感,五行之秀,乃生圣人。当战国之际,生孔子何足怪,况生麟?圣人为其出非其时,故有感,如圣人生不得其时。
孔子感麟而作春秋,或谓不然,如何?曰:春秋不害感麟而作,然麟不出,春秋岂不作?孔子之意,盖亦有素,因此一事乃作,故其书之成,复以此终。大抵须有发端处,如画八卦,因见河图、洛书。果无河图、洛书。八卦亦须作。
「一阴一阳之谓道」,此理固深,说则无可说。所以阴阳者道,既曰气,则便是一作有。二。言开阖,已一作便。是感,既二则便有感。所以开阖者道,开阖便是阴阳。老氏言虚而生气,非也。阴阳开阖,本无先后,不可道今日有阴,明日有阳。如人有形影,盖形影一时,不可言今日有形,明日有影,有便齐有。
「寂然不动,感而遂通」,此已言人分上事,若论道,则万理皆具,更不说感与未感。
中和,若只于人分上言之,则喜怒哀乐未发既发之谓也。若致中和,则是达天理,便见得天尊地卑、万物化育之道,只是致知也。「素隐行怪」,是过者也;「半途而废」,是不及也;「不见知不悔」,是中者也。
中者,只是不偏,偏则不是中。庸只是常。犹言中者是大中也,庸者是定理也。定理者,天下不易之理也,是经也。孟子只言反经,中在其间。
中庸之书,是孔门传授,成于子思。孟子其书,虽是杂记,更不分精粗,一衮说了。今之语道,多说高便遗却卑,说本便遗却末。「小人之中庸,小人而无忌惮也」,小人更有甚中庸?脱一反字。小人不主于义理,则无忌惮,无忌惮所以反中庸也。亦有其心畏谨而不中,亦是反中庸。语恶有浅深则可,谓之中则不可。
「知天命」,是达天理也。「必受命」,是得其应也。命者是天之所赋与,如命令之命。天之报应,皆如影响,得其报者是常理也;不得其报者,非常理也。然而细推之,则须有报应,但人以狭浅之见求之,便谓差互。天命不可易也,然有可易者,惟有听者能之。如修养之引年,世祚之祈天永命,常人之至于圣贤,皆此道也。
梦说之事,是傅说之感高宗,高宗感传说。高宗只思得圣贤之人,须是圣贤之人,方始应其感。若傅说非圣贤,自不相感。如今人卜筮,蓍在手,事在未来,吉凶在书策,其卒三者必合矣。使书策之言不合于理,则自不验。
陨石无种,种于气。麟亦无种,亦气化。厥初生民亦如是。至如海滨露出沙滩,便有百虫禽兽草木无种而生,此犹是人所见。若海中岛屿稍大,人不及者,安如其无种之人不生于其闲?若已有人类,则必无气化之人。
匹夫之诚感天地,固有此理。如邹衍之说太甚,只是盛夏感而寒栗则有之,理外之事则无,如变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