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当如此论也。」
问宣帝杂王、伯之说。曰:「须晓得如何是王,如何是伯,方可论此。宣帝也不识王、伯,只是把宽慈底便唤做王,严酷底便唤做伯。明道王伯札子说得后,自古论王、伯,至此无余蕴矣。」
叔器问:「宣帝言汉杂王、伯,此说也似是。」曰:「这个先须辨别得王、伯分明,方可去论它是与不是。」叔器云:「如约法三章,为义帝发丧之类,做得也似好。」曰:「这个是它有意无意?」叔器曰:「有意。」曰:「既是有意,便不是王。」
韩延寿传云:「以期会为大事。」某旧读汉书,合下便喜他这一句。直卿曰:「『敬事而信』,也是这意。」曰:「然。」
问不疑诬金事。徐节孝以金还人。曰:「初也须与他至诚说是无,看如何。他人解,便休;若是硬执,只得还他。若皆不与之解说,人才诬便还,则是以不善与人而自为善,其心有病矣。」
杨恽坐上书怨谤,要斩。此法古无之,亦是后人增添。今观其书,谓之怨则有之,何谤之有?
正淳论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,又不合不荐引刚直之士代己辅导太子。先生曰:「疏广父子亦不必苛责之。虽未尽出处之正,然在当时亲见元帝懦弱,不可辅导,它只得去,亦是避祸而已。观渠自云:『不去,惧贻后悔。』亦自是省事恬退底。世间自有此等人。它性自恬退,又见得如此,只得去。若不去,萧望之便是样子。望之即刚直之士。」又问:「元帝是时年十二,如何便逆知其后来事?」曰:「若是狡者,便难知。如南北时,有一王当面做好人,背后即为非,此等却难知。若庸谬底人,自是易见。」又问:「如何不以告宣帝,或思所以救之?」曰:「若是恁地,越不能得去。便做告与宣帝,教宣帝待如何?」
先生因言:「尝见一人云,匡衡做得相业全然不是,只是所上疏议论甚好,恐是收得好怀挟。」又云:「如答淮阳王求史迁书,其辞甚好。」又曰:「如宣元间诏令,及一戒诸侯王诏令,皆好,不知是何人做。汉初时却无此议论,汉初却未曾讲贯得恁地。」又曰:「匡衡说诗,关雎等处甚好,亦是有所师授,讲究得到。」
事无有自做得成者。光武要小小自做家活子,亦是邓禹先寻得许多人。太宗便是房杜为寻得许多人。今只要自做。
古人年三十时,都理会得了,便受用行将去。今人都如此费力。只如邓禹十三岁学于京师,已识光武为非常人。后来杖策谒军门,只以数言定天下大计。
古之名将能立功名者,皆是谨重周密,乃能有成。如吴汉朱然终日钦钦,常如对陈。须学这样底,方可。如刘琨恃才傲物,骄恣奢侈,卒至父母妻子皆为人所屠。今人率以才自负,自待以英雄,以至恃气傲物,不能谨严。以此临事,卒至于败而已。要做大功名底人,越要谨密,未闻粗鲁阔略而能有成者。
汉儒专以灾异、谶纬,与夫风角、鸟占之类为内学。如徐孺子之徒多能此,反以义理之学为外学。且如锺离意传所载修孔子庙事,说夫子若会覆射者然,甚怪!
徐孺子以绵渍酒,藏之鸡中,去吊丧,便以水浸绵为酒以奠之,便归。所以如此者,是要用他自家酒,不用别处底。所以绵渍者,盖路远,难以器皿盛故也。
或问:「黄宪不得似颜子。」曰:「毕竟是资禀好。」又问:「若得圣人为之依归,想是煞好。」曰:「又不知他志向如何。颜子不是一个衰善底人。看他是多少聪明!便敢问为邦。孔子便告以四代礼乐。」因说至「伯夷圣之清,伊尹圣之任,柳下惠圣之和」,都是个有病痛底圣人。又问:「伊尹似无病痛?」曰:「『五就汤,五就桀』,孔孟必不肯恁地,只为他任得」又问:「伊尹莫是『枉尺直寻』?」曰:「伊尹不是恁地,只学之者便至枉尺直寻。」
乱世保身之难,申屠蟠事可见。郭林宗彰而获免,以称人之美而不称恶,人不恶之。陈仲弓分太守谤,送宦者葬,其为皆如此。不送其葬亦得,为之诡遇。
后汉魏桓不肯仕,乡人勉之。曰:「干禄求进,以行志也。方今后宫千数,其可损乎?厩马万匹,其可减乎?左右权豪,其可去乎?」慨然叹曰:「使桓生行而死还,于诸子何有哉!」
问器远:「君举说汉党锢如何?」曰:「也只说当初所以致此,止缘将许多达官要位付之宦官,将许多儒生付之闲散无用之地,所以激起得如此。」曰:「这时许多好官尚书,也不是付宦官,也是儒生,只是不得人。许多节义之士,固是非其位之所当言,宜足以致祸。某常说,只是上面欠一个人。若上有一个好人,用这一边节义,剔去那一边小人,大故成一个好世界。只是一转关子。」
说东汉诛宦官事,云:「钦夫所说,只是翻誊好看,做文字则剧,其实不曾说着当时事体。到得那时节,是甚么时节!虽仓公扁鹊所不能疗。如天下有必死之病,吃热药也不得,吃凉药也不得。有一人下一服热药,便道他用药错了。天下有必亡之势,这如何慢慢得!若许多宦者未诛,更恁地保养过几年,更乖。这只是胡说。那时节是甚么时节!都无主了。立个渤海王之子缵,纔七八岁,方说梁冀跋扈,便被弒了!立蠡吾侯,为桓帝,方十五岁,外戚宦官手里养得大,你道他要诛他不要诛他!东汉外戚宦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