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孟子又说:『子服尧之服,诵尧之言,行尧之行,是尧而已矣。』看来也是易,这如何便得相似!又如说:『徐行后长者谓之弟,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。尧舜之道,孝弟而已矣。』看来也似易。」
问:「孟子语好货、好色事,使孔子肯如此答否?」曰:「孔子不如此答,但不知作如何答。」问:「孟子答梁王问利,直扫除之,此处又却如此引导之。」曰:「此处亦自分义利,特人不察耳。」
问汤放桀章
「贼仁」者,无爱心而残忍之谓也。「贼义」者,无羞恶之心之谓也。
先生举「贼仁者谓之贼,贼义者谓之残」,问何以别。近思云:「贼仁,是害心之理;贼义,是见于所行处伤其理。」曰:「以义为见于所行,便是告子义外矣。义在内,不在外。义所以度事,亦是心度之。然此果何以别?盖贼之罪重,残之罪轻。仁义皆是心。仁是天理根本处,贼仁,则大伦大法亏灭了,便是杀人底人一般。义是就一节一事上言,一事上不合宜,便是伤义。似手足上损伤一般,所伤者小,尚可以补。」寓录同。
问:「孟子言『贼仁、贼义』,如何?」力行曰:「譬之伐木,贼仁乃是伐其本根,贼义只是残害其一枝一叶。人而贼仁,则害了本心。」曰:「贼仁便是将三纲五常,天叙之典,天秩之理,一齐坏了。义随事制宜。贼义,只是于此一事不是,更有他事在。」
问:「贼仁是『绝灭天理』,贼义是『伤败彝伦』。如臣弒君,子弒父,及齐襄公鸟兽之行等事,皆人伦大恶,不审是绝灭天理?是伤败彝伦?」曰:「伤败彝伦只是小小伤败常理。若此等,乃是绝害天理了。义刚录云:「伤败彝伦,只是小小伤败常理,如『不以礼食』、『不亲迎』之类。若『紾兄之臂』,『踰东家墙』底,便是绝灭天理。」丹书『怠胜敬者灭』,即『贼仁者谓之贼』意;『欲胜义者凶』,即『贼义者谓之残』意。贼义是就一事上说,贼仁是就心上说。其实贼义,便即是贼那仁底,但分而言之则如此。」
为巨室章
问:「『教玉人雕琢玉』,集注云:『不敢自治,而付之能者,爱之甚也。治国家则不能用贤而徇私欲,是爱国家不如玉也。』此莫是余意否?」曰:「正意是如何?」曰:「正意只是说玉人自会琢玉,何消教他?贤者自有所学,何用教他舍其所学?后譬只是申解前譬。」曰:「两譬又似不相似,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嵯峨。」
齐人伐燕胜之章
齐人伐燕,孟子以为齐宣,史记以为愍王。温公平生不喜孟子,及作通鉴,却不取史记而独取孟子,皆不可晓。荀子亦云「『愍王伐燕』,然则非宣王明矣。」问:「孟子必不误?」曰:「想得愍王后来做得不好,门人为孟子讳,故改为宣王尔。」问:「愍王若此之暴,岂能惭于孟子?」曰:「既做得不是,说得他底是,他亦岂不愧也!温公通鉴中自移了十年。据史记,愍王十年伐燕。今温公信孟子,改为宣王,遂硬移进前十年。温公硬拗如此。」又云:「史记,魏惠王三十六年,惠王死,襄王立。襄王死,哀王立。今汲冢竹书不如此,以为魏惠王先未称王时,为侯三十六年,乃称王。遂为后元年,又十六年而惠王卒。即无哀王。惠王三十六年了,便是襄王。史记误以后元年为哀王立,故又多了一哀王。汲冢是魏安厘王冢,竹书记其本国事,必不会错。温公取竹书,不信史记此一段,却是。」此条有误。当从春秋解后序。
居之问:「『取之而燕民悦,则取之』,至『文王是也』。窃疑文王岂有革商之念?」曰:「此等难说。孔子谓『可与立,未可与权』。到那时事势,自是要住不得。后人把文王说得忒恁地,却做一个道行看着,不做声,不做如此形容文王,都没情理。以诗书考之,全不是如此。如诗自从太王王季说来,如云:『至于太王,实始翦商。』如下武之诗,文王有声之诗,都说文王做事。且如伐崇一事,是做甚么?又不是一项小小侵掠,乃是大征伐。『询尔仇方,同尔兄弟,以尔钩援,与尔临冲,以伐崇墉。』此见大段动众。岐山之下与崇相去自是多少,因甚如此?这般处要做文王无意取天下,他录作「出做事」。都不得。又如说『侵自阮疆,陟我高冈。无矢我陵,我陵我阿;无饮我泉,我泉我池』。这里见都自据有其土地,自是大段施张了。」或曰:「纣命文王得专征伐。纣不得已命之,文王不得已受之。横渠云:『不以声色为政,不以革命有中国。默顺帝则,而天下归焉,其惟文王乎!』若如此说,恰似内无纯臣之义,外亦不属于商,这也未必如此。只是事势自是不可已。只当商之季,七颠八倒,上下崩颓,忽于岐山下突出许多人,也是谁当得?文王之事,惟孟子识之。故七篇之中,所以告列国之君,莫非勉之以王道。」
滕文公问滕小国也章
问:「孟子答滕文公三段,皆是无可奈何,只得勉之为善之辞。想见滕国至弱,都主张不起,故如此」曰:「只是如此。只是『吾得正而毙焉』之意。盖滕是必亡,无可疑矣。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。他又界在齐楚之间,二国视之,犹太山之压鸡卵耳。若教他粗成次第,此二国亦必不见容也。当时汤与文王之兴,皆在空闲之地,无人来觑他,故日渐盛大。若滕,则实是难保也。」立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