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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6-朱子语类-宋-朱熹-第293页

他,便不免有忧。」恪录一作:「今人有这事,却无道理,便处置不来,所以忧。」从周录云:「人所以有忧者,只是处未得。」
方毅父问:「『知者不惑』,明理便能无私否?」曰:「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。然去私欲,必先明理。无私欲,则不屈于物,故勇。惟圣人自诚而明,可以先言仁,后言知。至于教人,当以知为先。」时举少异。
先生说「知者不惑」章:「惟不惑不忧,便生得这勇来。」
问「知者不惑」章。曰:「有仁、知而后有勇,然而仁、知又少勇不得。盖虽曰『仁能守之』,只有这勇方能守得到头,方能接得去。若无这勇,则虽有仁、知、少间亦恐会放倒了。所以中庸说『仁、知、勇三者』。勇,本是个没紧要底物事。然仁、知不是勇,则做不到头,半涂而废。」
或问:「『仁者不忧,知者不惑,勇者不惧』,何以与前面『知者不惑,仁者不忧,勇者不惧』,次序不同?」曰:「成德以仁为先,进学以知为先,此诚而明,明而诚也。」「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?」曰:「亦为学者言也。」问:「何以勇皆在后?」曰:「末后做工夫不退转,此方是勇。」
或问:「人之所以忧、惑、惧者,只是穷理不尽,故如此。若穷尽天下之理,则何忧何惧之有?因其无所忧,故名之曰仁;因其无所惑,故名之曰知;因其无所惧,故名之曰勇。不知二说孰是?」曰:「仁者随所寓而安,自是不忧;知者所见明,自是不惑;勇者所守定,自是不惧。夫不忧、不惑、不惧,自有次第。」或曰:「勇于义,是义理之勇。如孟施舍、北宫黝,皆血气之勇。」人杰录云:「或曰:『勇是勇于义,或是武勇之勇?』曰:『大概统言之,如孟施舍北宫黝,皆血气之勇。』」曰:「三者也须穷理克复,方得。只如此说,不济事。」
问:「『知者不惑』,集注:『知以知之,仁以守之,勇以终之。』看此三句,恐知是致知、格物,仁是存养,勇是克治之功。」先生首肯,曰:「是。勇是持守坚固。」问:「中庸『力行近乎仁』,又似『勇者不惧』意思。」曰:「交互说,都是。如『或生而知之,或学而知之,或困而知之』,三知都是知;『或安而行之,或利而行之,或勉强而行之』,三行都是仁;『好学近乎知,力行近乎仁,知耻近乎勇』,三近都是勇。」宙。
可与共学章
「可与共学」,有志于此;「可与适道」,已看见路脉;「可与立」,能有所立;「可与权」,遭变事而知其宜,此只是大纲如此说。
问「可与适道」章。曰:「这个只说世人可与共学底,未必便可与适道;可与适道底,未必便可与立;可与立底,未必便可与权。学时,须便教可适道;适道,便更教立去;立,便须教权去。」
或问:「『可与立』,是如『嫂叔不通问』;『可与权』,是『嫂溺援之以手』?」曰:「然。」
问:「权,地位如何?」曰:「大贤已上。」
权,是称量教子细着。
问:「权便是义否?」曰:「权是用那义底。」问:「中便是时措之宜否?」曰:「以义权之,而后得中。义似称,权是将这称去称量,中是物得其平处。」
经自经,权自权。但经有不可行处,而至于用权,此权所以合经也,如汤、武事,伊、周事,嫂溺则援事。常如风和日暖,固好;变如迅雷烈风。若无迅雷烈风,则都旱了,不可以为常。
苏宜久问「可与权」。曰:「权与经,不可谓是一件物事。毕竟权自是权,经自是经。但非汉儒所谓权变、权术之说。圣人之权,虽异于经,其权亦是事体到那时,合恁地做,方好。」时举同。
「可与立,未可与权」,亦是甚不得已,方说此话。然须是圣人,方可与权。若以颜子之贤,恐也不敢议此。「磨而不磷,涅而不缁。」而今人才磨便磷,才涅便缁,如何更说权变?所谓「未学行,先学走」也。
先生因说:「『可与立,未可与权』,权处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。如君子小人,君子固当用,小人固当去。然方当小人进用时,猝乍要用君子,也未得。当其深根固蒂时,便要去他,即为所害。这里须斟酌时宜,便知个缓急深浅,始得。」或言:「本朝人才过于汉唐,而治效不及者,缘汉唐不去攻小人,本朝专要去小人,所以如此。」曰:「如此说,所谓『内君子,外小人』,古人且胡乱恁地说,不知何等议论!永嘉学问专去利害上计较,恐出此。」又曰:「『正其谊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。』正其谊,则利自在;明其道,则功自在。专去计较利害,定未必有利,未必有功。」
叔重问:「程子云:『权者,言称锤之义也。何物以为权?义是也。然也只是说到义。义以上更难说,在人自看如何。』此意如何看?」曰:「此如有人犯一罪,性之刚者以为可诛,性之宽者以为可恕,概之以义,皆未是合宜。此则全在权量之精审,然后亲审不差。欲其权量精审,是他平日涵养本原,此心虚明纯一,自然权量精审。伊川常云:『敬以直内,则义以方外;义以为质,则礼以行之。』」
问经、权之别。曰:「经与权,须还他中央有个界分。如程先生说,则无界分矣。程先生『权即经』之说,其意盖恐人离了经,然一滚来滚去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