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得些子了,又更有些子;变得些子了,又更有些子。」又云:「圣人发愤便忘食,乐便忘忧,直是一刀两段,千了百当!圣人固不在说。但颜子得圣人说一句,直是倾肠倒肚,便都了,更无许多廉纤缠扰,丝来线去。」问:「横渠只是硬把捉,故不安否?」曰:「他只是学个恭,自验见不曾熟。不是学个恭,又学个安。」
朱子语类卷第三十五
论语十七
泰伯篇
泰伯其可谓至德章
泰伯得称「至德」,为人所不能为。
问「泰伯可谓至德」。曰:「这是于『民无得而称焉』处见,人都不去看这一句。如此,则夫子只说『至德』一句便了,何必更下此六个字?公更仔细去看这一句,煞有意思。」义刚言:「夫子称泰伯以至德,称文王亦以至德,称武王则曰未尽善。若以文王比武王,则文王为至德;若以泰伯比文王,则泰伯为至德。文王『三分天下有其二』,比泰伯已是不得全这一心了。」曰:「是如此。」义刚又言:「泰伯若居武王时,牧野之师也自不容已。盖天命人心,到这里无转侧处了。」曰:「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。圣人之制行不同:『或远或近,或去或不去。』虽是说他心只是一般,然也有做得不同处。」范益之问:「文王如何?」曰:「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。纵使文王做时,也须做得较详缓。武王做得大故粗暴。当时纣既投火了,武王又却亲自去斫他头来枭起。若文王,恐不肯恁地。这也难说。武王当时做得也有未尽处,所以东坡说他不是圣人,虽说得太过,然毕竟是有未尽处。」义刚曰:「武王既杀了纣,有微子贤,可立,何不立之?而必自立,何也?」先生不答,但蹙眉,再言:「这事也难说!」
陈仲亨说「至德」,引义刚前所论者为疑。曰:「也不是不做这事,但他做得较雍容和缓,不似武王样暴。泰伯则是不做底,若是泰伯当纣时,他也只是为诸侯。太王翦商,自是他周人恁地说。若无此事,他岂肯自诬其祖!左氏分明说『泰伯不从』,不知不从甚么事。东坡言:『「三分天下有其二」,文王只是不管他。』此说也好。但文王不是无思量,观他戡黎、伐崇之类时,也显然是在经营。」又曰:「公刘时得一上做得盛,到太王被狄人苦楚时,又衰了。太王又旋来那岐山下做起家计。但岐山下却亦是商经理不到处,亦是空地。当时邠也只是一片荒凉之地,所以他去那里辑理起来。」
问:「泰伯之让,知文王将有天下而让之乎,抑知太王欲传之季历而让之乎?」曰:「泰伯之意,却不是如此。只见太王有翦商之志,自是不合他意;且度见自家做不得此事,便掉了去。左传谓『泰伯不从,是以不嗣』,不从,即是不从太王翦商事耳。泰伯既去,其势只传之季历,而季历传之文王。泰伯初来思量,正是相反;至周得天下,又都是相成就处。看周内有泰伯虞仲,外有伯夷叔齐,皆是一般所见,不欲去图商。」
问:「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,而王季又有圣子,故让去。」曰:「泰伯惟是不要太王有天下。」或问:「太王有翦商之志,果如此否?」曰:「诗里分明说『实始翦商』。」又问:「恐诗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。」曰:「若推本说,不应下『实始翦商』。看左氏云『泰伯不从,是以不嗣』,这甚分明。这事也难说。他无所据,只是将孔子称『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』,是与称文王一般。泰伯文王伯夷叔齐是『行一不义,杀一不辜,而得天下不为』底道理。太王汤武是吊民伐罪,为天下除残贼底道理。常也是道理合如此,变也是道理合如此,其实只是一般。」又问:「尧之让舜,禹之传子,汤放桀,武王伐纣,周公诛管蔡,何故圣人所遇都如此?」先生笑曰:「后世将圣人做模范,却都如此差异,信如公问。然所遇之变如此,到圣人处之皆恁地,所以为圣人,故曰『遭变事而不失其常』。孔子曰:『可与适道,未可与立;可与立,未可与权。』公且就平平正正处看。」
吴伯英问:「泰伯知太王欲传位季历,故断发文身,逃之荆蛮,示不复用,固足以遂其所志,其如父子之情何?」曰:「到此却顾恤不得。父子君臣,一也。太王见商政日衰,知其不久,是以有翦商之意,亦至公之心也。至于泰伯,则惟知君臣之义,截然不可犯也,是以不从。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,圣人未常说一边不是,亦可见矣。或曰:『断发文身,乃仲雍也,泰伯则端委以治吴。』然吴之子孙,皆仲雍之后,泰伯盖无后也。」
问泰伯事。曰:「这事便是难。若论有德者兴,无德者亡,则天命已去,人心已离,便当有革命之事。毕竟人之大伦,圣人且要守得这个。看圣人反复叹咏泰伯及文王事,而于武又曰『未尽善』,皆是微意。」
因说泰伯让,曰:「今人纔有些子让,便惟恐人之不知。」
伯丰问:「集注云:『太王因有翦商之志。』恐鲁颂之说,只是推本之辞,今遂据以为说,可否?」曰:「诗中分明如此说。」又问:「如此则太王为有心于图商也。」曰:「此是难说。书亦云:『太王肇基王迹。』」又问:「太王方为狄人所侵,不得已而迁岐,当时国势甚弱,如何便有意于取天下?」曰:「观其初迁底规模,便自不同。规模才立,便张大。如文王伐崇,伐密,气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