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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-日知录-清-顾炎武-第63页
，从之。
○关防《隋书。酷吏传》：“厍狄士文为贝州刺史，凡有出入，皆封署其门，僮仆无敢出外。”此今日居官通例，而史以为异事，岂非当日法制虽严，而关防未若今之密乎“末世人习浇讹，防闲日甚，少不禁饬，则奸宄之待投间抵隙，无所不至。长吏到官，以关防为第一义。然愚以为但无至公之心以御之尔。《世说》：”晋文王亲爱阮嗣宗，阮从容言：“尝游东平，乐其土风，愿得为东平太守。‘文王从其意。阮骑驴径到郡，至则坏府舍诸壁障，使内外相望，然后教令，一郡清肃。十余日，复骑驴去。”唐姚合为武功尉，其《县居诗》曰：“朝朝门不闭，长似在山时。”在旷达之士犹且为之，而况于大贤也“
《大唐新语》：“姜晦为吏部侍郎，性聪悟，识理体。旧制：吏曹舍宇悉布棘，以防令史与选人交通。及晦领选事，尽除之。大开铨门，示无所禁。有私引置者，晦辄知之，召问，莫不首伏。初，朝廷以晦改革前规，咸以为不可。竟铨综得所，贿赂不行，举朝叹服。”
《太祖实录》：“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，上谓刑部尚书唐铎、工部侍郎秦逵、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：”朕初于文籍设关防印记者，本以绝欺蔽，防奸伪，特一时权宜尔。果正人君子，焉用是为？自今六科有关防印记俱销之，仍移文诸司，使知朕意。‘“
○封驳人主之所患，莫大乎唯言而莫予违。齐景公燕赏于国内，万钟者三，千钟者五。令三出，而职计莫之从。公怒，令免职计。令三出，而士师莫之从。此《畜君》之诗所为作也。汉哀帝封董贤，而丞相王嘉封还诏书。后汉钟离意为尚书仆射，数封还诏书。自是封驳之事多见于史，而未以为专职也。唐制：凡诏敕皆经门下省，事有不便，得以封还。而给事中有驳正违失之掌，著于《六典》。如袁高、崔植、韦弘景、狄兼、郑肃、韩、韦温、郑公舆之辈，并以封还敕书，垂名史传。亦有召对慰谕，如德宗之于许孟容；中使嘉劳，如宪宗之于薛存诚者。而元和中，给事中李藩在门下，制敕有不可者，即于黄纸后批之。吏请别连白纸，藩曰：“别以白纸，是文状也，何名批敕”“宣宗以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，已命中使赐之节，给事中萧仿封还制书。上方奏乐，不暇别召，中使使优人追之节，及燧门而返。人臣执法之正，人主听言之明，可以并见。五代废弛，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，始复给事中封驳。而司马池犹谓门下虽有封驳之名，而诏书一切，自中书以下非所以防过举也。明代虽罢门下省长官，而独存六科给事中，以掌封驳之任。旨必下科，其有不便，给事中驳正到部，谓之科参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而自行者，故给事中之品卑而权特重。万历之时，九重渊默；泰昌以后，国论纷纭，而维持禁止往往赖抄参这力，今人所不知矣。
《元城语录》曰：“王安石荐李定时，陈襄弹之，未行。已擢监察御史里行，宋次道封还词头，辞职，罢之。次直吕大临，再封还之。最后付苏子容，又封还之。更奏，复下，至于七八。子容与大临俱落职奉朝请，名誉赫然。此乃祖宗德泽。百余年养成风俗，与齐太史见杀三人，而执笔如初者何异？”
○部刺史汉武帝遗刺史周行郡国，省察治状，黜陟能否，断治冤狱。以六条问事：一条、强宗豪右田宅逾制，以强陵弱，以众暴寡；二条、二千石不奉诏书，倍公向私，旁谄牟利，侵渔百姓，聚敛为奸；三条、二千石不恤疑狱，风厉杀人，怒则任刑，喜则任赏，烦扰刻暴，剥削黎元，为百姓所疾，山崩石裂，妖祥讹言；四条、二千石选署不平，苟阿所爱，蔽贤宠顽；五条、二千石子弟怙倚荣势，请托所监；六条、二千石违公下比，阿附豪强，通行货赂，割损政令。又令岁终得乘传奏事。夫秩卑而命之尊，官小而权之重，此小大相制，内外相维之意也。本自秦时遣御史出监诸郡。《史记》言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，郡置守尉监，盖罢侯置守之初而已设此制矣。成帝末，翟方进、何武乃言：“《春秋》之义，用贵治贱，不以卑临尊。刺史位下大夫，而临二千石，轻重不相准。请罢刺史，更置州牧，秩二千石。”而朱博以汉家故事，置部刺史，秩卑而赏厚，咸劝功乐进。州牧秩真二千石，位次九卿。九卿缺以高第补，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。恐功效陵夷，轩轨不胜。“于是罢州牧，复置刺史。刘昭之论，以为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，传车周流，匪有定镇，秩裁六百，未生陵犯之衅。成帝改牧，其萌始大。合二者之言观之，则州牧之设，中材仅循资自全，强者至专权裂土。然后知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。而今之监察御史巡按地方，为得古人之意矣。又其善者在于一年一代。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，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，久则情亲而弊生，望轻而法玩，故一年一代之制，又汉法之所不如，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见于二三百年者也。若夫倚势作威，受赇不法，此特其人之不称职耳，不以守令之贪残而废郡县，岂以巡方之浊乱而停脚史乎？至于秩止七品，与汉六百石制同。《王制》：”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，监于方伯之国，国三人。“金华应氏曰：”方伯者，天子所任以总乎外者也，又有监以临之，盖方伯权重则易专，大夫位卑则不敢肆。此大小相维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