遂曰“我二年”,“我四年”,则两称其国之年也,故如《三国志》则汉人传中自用汉年号,魏人传中自用魏年号,吴人传中自用吴年号。推之南北朝。五代、辽、金并各自用其年号,此之谓从实。且王莽篡汉,而班固作传,其于始建国、天凤、地皇之号,一一用以纪年,盖不得不以纪年,非帝之也。後人作书,乃以编年为一大事,而论世之学疏矣。
《春秋传》亦有用他国之年者。齐襄公之二年,叟阝瞒伐齐,注云:“鲁桓公之十六年。”僖之四年,子然卒;简之元年,士子孔卒,注云:“郑僖四年,鲁襄六年,郑简元年,鲁襄八年。”
汉时诸侯王得自称元年。《汉书。诸侯王表》:“楚王戊二十一年,孝景三年”,“楚王延寿三十二年,地节元年”之类是也。《淮南。天文训》:“淮南元年冬,太一在丙子。”谓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。注者不达,乃曰淮南王作书之元年,又曰淮南工僭号,此为未读《史记人们又书》者矣。赵明诚《金石录》有《楚钟铭》“惟王五十六祀”之论,正同此类。
又考汉时不独王也,即列侯于其国中亦得自称元年。《史记。高祖功臣侯年表》:“高祖六年,平阳懿侯曹参元年”:“孝惠六年,靖侯元年”:“孝文後四年,简侯奇元年”是也。吕氏《考古图。周阳侯钅复铭》曰:“周阳侯家铜三习钅复,容五斗,重十八斤六两。侯治五年五月国铸第四。”《文选。魏都赋》刘良往:“文昌殿前有钟。其铭曰:惟魏四年,岁次丙申,龙次大火,五月丙寅,作蕤宾钟。”魏四年者,曹操为魏公之四年,汉献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。《元史。顺帝纪》:至正二十八年,乃明洪武元年也。直书二十八年“。自是以下,书日”後一年“,曰”又一年,四月丙戌,帝殂于应昌“,是时明太祖即位三年,而犹书元主曰”帝“,且不以明朝之年号加之,深得史法。疑此出于圣裁,不独宋、王二分之能守古法也。
英宗命儒臣修《续通鉴纲目》,亦书“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”。不书“吴元年”。
○史书一年两号古时人主改元,并从下诏之日为始,未尝追改以前之月日也。《魏志。三少帝纪》上书“嘉平六年十月庚寅”,下书“正元元子十月壬辰”,《吴志。三嗣主传》上书“‘太平三年十月己卯”,下书“永安元年十月壬午”。《晋书。武帝纪》上书“魏咸熙三年十一月”,下书“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”。《宋书“武帝纪》上书”晋元熙二年六月甲子“,下书”永初元年六月丁卯“。《文帝纪》上书”景平二年八月丙申“,下书”元嘉元年八月丁酉“。《明帝纪》上书”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“,下书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“。《唐书。高宗纪》上书”显庆六年二月乙未“,下书”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“。《中宗纪》上书”神龙三年九月庚子“,下书”景龙元年九月甲辰“。《睿宗纪》上书”景龙四年七月己巳“,下书”景云元年七月己巳“,《玄宗纪》上书”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“,下书”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“。韩文公《顺宗实录》上书”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“,下书”永贞元年八月辛丑“。若此之类,并是据实而书。至司马温公作《通鉴》,患其棼错,乃创新例,必取末後一号冠诸春正月之前,当时已有识之者。
《春秋。定公元年》不书正月,杜氏曰:“公即位在六月,故正义曰公未即位,必不改元。而于春夏即称元年者,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,于是春夏当名此年为昭公三十三年。及六月,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纪事。及史官定策,须有一统,不可半年从前,半年从後,虽则年初亦统此岁,故入年即称元年也。”汉魏以来,虽于秋冬改元,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,是有因于古也。按温公《通鉴》是用此例,然有不可通者。《春秋》于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即书“定公元年”者,昭公已薨于上年之十二月矣。若汉献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禅于魏,而正月之初,汉帝尚存,即加以魏文黄初之号,则非《春秋》之义矣。岂有旧君尚在,当时之人皆禀其正朔,而後之为史者顾乃追夺之乎!
史家变乱年号,始自《隋书》:大业十二年十一月景辰,唐公人京师,辛酉,遥尊帝为太上皇,立代王侑为帝,改元义宁。而下即书云:“二年三月,右屯卫将军字文化及等作乱,上崩于温室。”按此大业十三年,炀帝在江都,而蒙以代王长安之号,甚为无理。作史者唐臣,不得不尔。然于《炀帝纪》书十三年,于《恭帝纪》书二年,两从其实,似亦未害。
明朝《太宗实录》上书“四年六月己巳”,下书“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”,正是史臣实书,与前代合,但不明书建文年号,後人因谓之革除耳。
《英宗实录》上书“景泰八年正月辛巳”,下书“天顺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”,而不没其实。且如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为泰昌元年,若依温公例取泰昌之号,冠于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,则诏令文移一一皆当追改,且上诬先皇矣。故纪年之法,从古为正,不以一年两号、三号为嫌。
○年号古今相同《水经注。水下》“千金曷”前云“太和五年”,曹魏明帝之太和也;俊云“朝廷太和中”,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。
○割并年号唐朝一帝改年号者十余,其见于文必全书,无割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