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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-日知录-清-顾炎武-第143页
>世言魏忠贤初不知书，而口含天宪，则有一二文人代为之。《後汉书》言梁冀裁能书计，其诬奏太尉李固时，扶风马融为冀章草。《唐书》言李林甫自无学术，仅能秉笔，而郭慎微、苑咸，文士之茸者代为题尺。又言高骈上书，肆为丑悖，胁邀天子，而吴人顾云以文辞缘泽其奸。《宋史》言章用事，尝曰：“元初司马光作相，用苏轼掌制，所以能鼓动四方。”乃使林希典书命，逞毒于元诸臣，呜呼，何代无文人，有国者不可不深惟华实之辨也，○文辞欺人古来以文辞欺人者，莫若谢灵运，次则王维，灵运身为元勋之後，袭封国公。宋氏革命，不能与徐广、陶潜为林泉之侣。既为宋臣，又与庐陵王义真款密。至元嘉之际，累迁侍中。自以名流，应参时政，文帝惟以文义接之，以致觖望。又上书劝伐河北，至屡婴罪劾，兴兵拒捕。乃作诗曰：“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。本自江海人，忠义动君子。”及其临刑，又作诗曰：“龚胜无馀生，李业有终尽。”若谓欲效忠于晋者，何先後之矛盾乎！史臣书之以逆，不为苛矣。王维为给事中，安禄山陷两都，拘于普施寺，迫以伪署。禄山宴其徒于凝碧池，维作诗曰：“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再朝天？秋槐叶落空宫里，凝碧池头奏管弦。”贼平，下狱，或以诗闻于行在，其弟刑部侍郎缙请削官以赎兄罪，肃宗乃特宥之，责授太子中允。襄王僭号，逼李拯为翰林学士。拯既污伪署，心不自安。时朱玫秉政，百揆无叙。拯尝朝退，驻马国门，为诗曰：“紫宸朝罢缀鹏鸾，丹凤楼前立马看。惟有终南山色在，晴明依旧满长安。”吟已，涕下。及王行瑜杀朱玫，襄王出奔，拯为乱兵所杀。二人之诗同也，一死一不死，而文墨交游之士多护王维，如杜甫谓之“高人王右丞”，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？今有颠沛之馀，投身异姓，至摈斥不容，而後发为忠愤之论，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，比于康乐、右丞之辈，吾见其愈下矣。
末世人情弥巧，文而不惭，固有朝赋《采薇》之篇，而夕有捧檄之喜者。苟以其言取之，则车载鲁连，斗量王矣。曰：是不然，世有知言者出焉，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，而卒莫能逃也。《黍离》之大夫，始而摇摇，中而如噎，既而如醉，无可奈何，而付之苍天者，真也；汨罗之宗臣，言之重，辞之复，心烦意乱，而其词不能以次者，真也；栗里之徵士，淡然若忘于世，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，而微见其情者，真也。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，伪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将叛者其辞惭，中心疑者其辞枝，失其守者其辞屈。”《诗》曰：“盗言孔甘，乱是用啖。”夫镜情伪，屏盗言，君子之道，兴王之事，莫先乎此。
○修辞典谟、爻象，此二帝三王之言也。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此夫子之言也。文章在是，性与天道亦不外乎是。故曰：有德者必有言。善乎！游定夫之言曰：“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，譬犹筑数仞之墙，而浮埃聚沫以为基，无是理矣。”後之君子，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，乃以文章为小技，而不必用力。然则夫子不曰：“其旨远，其辞文”乎？不曰：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乎？曾子曰：“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。”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，多不善于修辞，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：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，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。”杨用修曰：“文，道也。诗，言也，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，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。”
自嘉靖以後，人知语录之不文，于是王元美之《札记》、范介儒之《肤语》，上规子云，下法文中，虽所得有浅深之不同，然可谓知言者矣。
○文人摹仿之病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，即使逼肖古人，已非极诣，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。且古人作文，时有利钝，梁简文《与湘东王书》云：“今人有效谢乐康、裴鸿胪文者，学谢则不届其精华，但得其冗长；师裴则蔑弃其所长，惟得其所短。”宋苏子瞻云：“今人学杜甫诗，得其粗俗而已。”金元裕之诗云：“少陵自有连城壁，争奈微之识赋。”文章一道，犹儒者之末事，乃欲如陆士衡所谓“谢朝华于已披，启夕秀于未振”者，今且未见其人，进此而窥著述之林，益难之矣。效《楚辞》者，必不如《楚辞》；效《七发》者，必不如《七发》。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，既恐失之，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，此寿陵馀子学步邯郸之说也。洪氏《容斋随笔》曰：“枚乘作《七发》，创意造端，丽辞腴旨，上薄骚些，故为可喜。其後继之者如傅毅《七激》，张衡《七辩》，崔る《七依》，马融《七广》，曹植《七启》，王粲《七释》，张协《七命》之类，规仿太切，了无新意。傅玄又集之，以为《七林》，使人读未终篇，往往弃之几格。柳子厚《晋问》乃用其体，而超然别立机抒、激越清壮，汉晋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。东方朔《答客难》，自是文中杰出，扬雄拟之，为《解嘲》，尚有驰骋自得之妙，至于崔る《达旨》，班固《宾戏》，张衡《应间》，皆章摹句写，其病与《七林》同。及韩退之《进学解》出，于是一洗矣。”其言甚当，然此以辞之工拙论尔，若其意则总不能出于古人范围之外也。
如杨雄拟《易》而作《太玄》，王莽依《周书》而作《大诰》，皆心劳而日拙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