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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-毛诗正义-汉-郑玄-第6页
变风，其礼同”，则文王亦采诗。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，诸侯之纳变风，直欲观民之情，以知已政得失耳，非能别贤圣之异风，立一代之大典也。文王犹为诸侯，王业未定，必不得分定二《南》，故据武王言之耳。武王遍陈诸国之诗，非特六州而已。而此二《南》之风，独有二公之化，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风化尤最纯絜，故独取其诗，付属之於大师之官，使分而国之，为二国之风。以大师掌六诗之歌，达声乐之本，故知属之使分系也。○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《周南》，得贤人之化者谓之《召南》，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国也。○正义曰：文王将建王业，以诸侯而行王道，大王、王季是其祖、父，皆有仁贤之行，己之圣化未可尽行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与己圣化，使二公杂而施之。又六州之民，志性不等，或得圣人之化，或得贤人之化，由受教有精粗，故歌咏有等级。大师晓达声乐，妙识本源，分别所感，以为二国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《周南》，得贤人之化者谓之《召南》，解大师分作二《南》之意也。知有此理者，序云“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风，故系之周公。《鹊巢》、《驺虞》之德，诸侯之风，故系之召公”。以圣人宜为天子，贤人宜作诸侯，言王者之风是得圣人之化也，言诸侯之风是得贤人之化也。以周公圣人，故以圣人之风系之，以召公贤人，故以贤人之风系之。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，因有天子之风义，一圣一贤，事尤相类，故系之二公。既分系二公，以优劣为次，先圣后贤，故先周后召也。不直称“周”、“召”，而连言“南”者，欲见行化之地。且作诗之处，若不言“南”，无以见斯义也。且直言“周”、“召”，嫌主美二公，此实文王之诗而系之二公，故周、召二国并皆云“南”，见所化之处，明其与诸国有异故也。此诗既继二公，即二公为其诗主，若有美二公，则各从其国，《甘棠》之在《召南》，是其事也。《周南》无美周公，或时不作，或录不得也。乃弃其馀，谓此为风之正经。○正义曰：武王遍陈诸国之诗，今唯二《南》在矣，明是弃其馀也。
初，古公亶父聿来胥宇，爰及姜女。其后，大任思媚周姜，大似嗣徽音，历世有贤妃之助，以致其治。○正义曰：此事皆在大雅也。郑言此者，以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，《召南》夫人虽斥文王夫人，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，故引诗文以历言。文王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○正义曰：此《思齐》文也。言文王先化於妻，卒治家国。此明二国之诗先以后妃夫人为首之意。是故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，终以《麟趾》、《驺虞》，言后妃夫人有斯德，兴助其君子，皆可以成功，至于获嘉瑞。○正义曰：此论二国之诗次比之意。“是故”者，缘上事生下势之称。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，一人而二名，各随其事立称。礼，天子之妃曰后，诸侯之妃曰夫人。以《周南》王者之化，故称后妃；《召南》诸侯之化，故云夫人。直以化感为名，非为先后之别。有陈圣化，虽受命前事，犹称后妃。有说贤化，虽受命后事，尚称夫人。二国别称，而文王不异文者，《召南》夫人为首，后妃变称夫人，足知贤圣异化，於文王不假复异其辞，故《鹊巢》之序言国君以著义於后，皆以常称言之。圣王之驭世，符瑞必臻，故次《麟趾》、《驺虞》於末，欲见致嘉瑞也。时实不致，设以为法，故言耳。以诗人之作，各言其志，《麟趾》、《关雎》、《驺虞》之与《鹊巢》，未必一人作也。《麟趾》言公子之信厚，《驺虞》叹国君之仁心，自取兽名，别为兴喻，非叹瑞应，与前篇共相终始。但君子之道，作事可法，垂宪后昆，大师比之於末，序者申明其意，因言《关雎》之应，《鹊巢》之应耳。其实作者本意不在於应，而使诗有龙凤之文，亦将以之为应，非独麒麟、白虎也。郑答张逸云：“文王承先公之业，积脩其德，以致风化。述其美以为之法。能行其本，则致末应，既致其应，设以为法，是其不实致也。”此《谱》於此篇之大略耳。而二风大意，皆自近及远，《周南·关雎》至《螽斯》皆后妃身事，《桃夭》、《兔罝》、《芣苡》后妃化之所及，《汉广》、《汝坟》变言文王之化，见其化之又远也。《召南·鹊巢》、《采蘩》夫人身事，《草虫》、《采蘋》朝廷之妻，《甘棠》、《行露》朝廷之臣，大夫之妻与夫人同为阴类，故先於召伯，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。《羔羊》以下，言召南之国，江、沱之閒，亦言文王之政，是又化之差远也。篇之大率，自以远近为差。《周南》上八篇言后妃，《汉广》、《汝坟》言文王。《召南》上二篇言夫人，《羔羊》、《摽有梅》、《江有氾》、《驺虞》四篇言文王。所以论后妃夫人详於《周南》而略於《召南》者，以《召南》夫人则《周南》后妃，既於后妃事详，所以《召南》於夫人遂略。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，自由作者有别，又采得多少不同。《周南·桃夭》言“后妃之所致”，《召南·羔羊》云“《鹊巢》之功所致”者，《周南·桃夭》以上皆后妃身事，文与后妃接连，故言后妃所致；《召南·羔羊》以前，非独夫人身事，文与夫人不相连接，故变言《鹊巢》之功所致也。又《桃夭》致后三篇有后妃之化，《羔羊》致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