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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人多为完白之书,然得其姿媚靡靡之态,鲜有学其茂密古朴之神。然则学完白者虽多,能为完白者其谁哉!
  吾粤僻远海滨,与中原文献不相接,然艺业精能,其天然胜,工夫备,可与虎卧中原抗。
  《秦权量刻字》
  《鲁泮池刻石》
  《中殿刻石》
  《建平郫县刻石》
  《永光三处阁道刻石》
  《开通褒斜道刻石》
  《裴岑纪功碑》
  《石门残刻》
  《郙阁颂》
  《戚伯著碑》
  《杨淮表纪》
  《会仙友题字》
  右以篆笔作隶之西汉分,《食官钟铭》《绥和钟铭》亦同,魏太和《石门摩崖》由此体也。《北海相景君铭》曳脚似《天发神谶》,汉铎有永平二年者,丰茂似《郙阁》,亦可附焉。
  《三公山碑》
  《是吾碑》
  《天发神谶碑》
  右以隶笔作缪篆,亦可附于西汉八分,《虑俿尺》同(赞碑有五分之篆,有四分之篆,《天发神》。王弇州曰:《夏承碑》即所谓八分书是也)。
  《三老碑》
  《尊楗阁记》
  右由篆变隶,隶多篆少之西汉分,建武时之碑仅此。
  吾于汉人书酷爱八分,以其在篆、隶之间,朴茂雄逸,古气未漓。至桓、灵已后,变古已甚,滋味殊薄。吾于正楷不取唐人书,亦以此也。
  ●本汉第七
真书之变,其在魏、汉间乎?汉以前无真书体。真书之传于今者,自吴碑之《葛府君》及元常《力命》《戎辂》《宣示》《荐季直》诸帖始。至二王则变化殆尽,以迄于今,遂为大法,莫或小易。上下百年间,传变之速如此,人事之迁化亦急哉!自唐以后,尊二王者至矣。然二王之不可及,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,盖所取资,皆汉、魏间瑰奇伟丽之书,故体质古朴,意态奇变。后人取法二王,仅成院体,虽欲稍变,其与几何,岂能复追踪古人哉?智过其师,始可传授。
今欲抗旌晋、宋,树垒魏、齐,其道何由?必自本原于汉也。汉隶之始,皆近于篆,所谓八分也。若《赵王上寿》《泮池刻石》,降为《褒斜》《郙阁》《裴岑》《会仙友题字》,皆古茂雄深,得秦相笔意。缪篆则有《三公山碑》《是吾》《戚伯著》之瑰伟。至于隶法,体气益多,骏爽则有《景君》《封龙山》《冯褷》,疏宕则有《西狭颂》《孔宙》《张寿》,高浑则有《杨孟文》《杨统》《杨著》《夏承》,丰茂则有《东海庙》《孔谦》《校官》,华艳则有《尹宙》《樊敏》《范式》,
虚和则有《乙瑛》《史晨》,凝整则有《衡方》《白石神君》《张迁》,秀韵则有《曹全》《元孙》。以今所见真书之妙,诸家皆有之。
盖汉人极讲书法,羊欣称萧何题前殿额,覃思三月,观者如流水。《金壶记》曰:“萧何用退笔书裳,大工。”此虽未足信,然张安世以善书给事尚书。严延年善史书,奏成手中,奄忽如神。史游工散隶。王尊能史书。谷永工笔札。陈遵性善隶书,与人尺牍,主皆藏去以为荣。此皆著于汉史者,可见前汉风尚,已笃好之。降逮后汉,好书尤盛。曹喜(《大风歌》虽云膺作,然笔势亦可喜)。杜度、崔瑗、蔡邕、刘德昇之徒,并擅精能,各创新制。至灵帝好书,开鸿都之观,善书之人鳞集,万流仰风,争工笔札。
当是时,中郎为之魁,张芝、师宜官、钟繇、梁鹄、胡昭、邯郸淳、卫觊、韦诞、皇象之徒,各以古文、草、隶名家。《石经》精美,为中郎之笔。而堂谿典之外,《公羊》末则有赵域、刘宏、张文、苏陵、傅桢,《论语》末则有左立、孙表诸人,又《武班碑》为纪伯允书,《郙阁颂》为仇子长书,《衡方碑》为朱登书,《樊敏碑》为刘懆书,虽非知名人,然已工绝如此。又有皇象《天发神谶》,苏建《封禅国山碑》,笔力伟健冠古今。邯郸、卫、韦精于古文,张芝圣于草法,书至汉末,盖盛极矣。
其朴质高韵,新意异态,诡形殊制,融为一炉而铸之,故自绝于后世。晋、魏人笔意之高,盖在本师之伟杰。逸少曰:“夫书先须引八分、章草入隶字中,发人意气。若直取俗字,则不能生发。”右军所得,其奇变可想。即如《兰亭》《圣教》,今习之烂熟,致诮院体者。然其字字不同,点画各异,后人学《兰亭》者,平直如算子,不知其结胎得力之由。宜山谷曰:“世人日学《兰亭》面,欲换凡骨无金丹。不知洛阳杨风子,下笔已到乌丝阑。”右军惟善学古人,而变其面目。
后世师右军面目而失其神理。杨少师变右军之面目而神理自得,盖以分作草,故能奇宕也。杨少师未必悟本汉之理,神思偶合,